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等职。
据陈铭枢75岁时所作《知离歌并序》中称： 五十三年前我在日本东京师事德安桂伯华居士 [1]。考陈氏系在1913年 二次革命 失败后东渡日本的。1964年陈氏75岁，往前推53年，如果按年头计算，刚好是1913年。可见，陈铭枢学佛是由来久矣。据蒋光鼐之子蒋建国说，陈铭枢还师事过著名佛学家欧阳竞无[2]。新中国成立后，陈铭枢对保护和革新佛教十分热心。1950年夏，他与在北京的一些佛教界和热心佛教事业人士联合发起现代佛学社，陈铭枢自任社长。吕澄任名誉社长。出版《现代佛学》杂志，主编为巨赞法师。现代佛学社之常务理事为：李济深、巨赞、叶恭绰、周叔迦、沙咏沧。编辑委员为：巨赞、叶恭绰、李书城、张中行、周叔迦、周太玄、虞愚、游侠、许丹、林子青。现代佛学社简章第二条称该社宗旨是：
本社依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之提示，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在理
[1].《陈铭枢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页。
[2].《陈铭枢纪念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53页。
论方面研究佛教大乘显密各宗派教理，弃伪扬真，以澄清思想；在行执方面发扬菩萨行，无我除执，以实证理论；在文物方面，搜集资料，芟芜去秽，以整理典籍。同时本此研究、实证、整理之结果，编辑与发行现代佛学杂志，以推进新中国佛教思想的改进为宗旨。[1]
现代佛学社的成立及《现代佛学》的出版，在当时对活跃佛教学术研究，宣传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反映广大佛教徒意见和心声，团结广大教众学习时事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后，《现代佛学》成了该会会刊。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陈铭枢写过不少有关宗教政策和佛教教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曾送呈毛泽东审阅，有的在《现代佛学》上发表过。1950年6月12日，毛泽东复信陈铭枢：
真如先生：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健吉[2]
纵观陈铭枢建国初期的一些佛学论文，其中不乏许多合理见解，但也正如毛泽东所说， 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 。这里我们仅以《陈铭枢纪念文集》上所收集的《关于佛学与佛教问题的陈述和建议》一文为例说明之。根据其内容判断，此文系写于1951年至1952年之间。
在这篇文章中，陈铭枢从文化典籍和风景名胜的保护及民族、外交政策等方面，论证了保护宗教的重要性。他说： 佛教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典籍的保存，和关于风景古迹在艺术上的价值上的问题，不应该忽视的。昔年，解放军在山西某县，曾为保护一部金藏教典牺牲了六位战士，才免落敌人之手。现今移藏在首都图书馆内，足证政府注重此事。不过地方干部不了解，
[1].《现代佛学》第1卷第1号，1950年9月15日出版。
[2].见《陈铭枢纪念文集》文前插页。
到处寺庵典籍，不免被一般干部一概目为迷信刊物而遭毁弃。我个人对于寺庙的保存，以风景古迹或具有艺术价值为主。其他存与毁，最好经过当地政府与佛教会商定（指佛教会成立后）。 其次，在典籍方面，除晋唐以来各大法师的翻译的著述，与其各宗派源流的部门外，其他无数杂著，十九系穿凿附会，或全迷信一途，实在可弃之列。然如何鉴别真伪和价值，只好待诸佛教本身自行决定，不妨暂置不论。 在谈到宗教政策关系民族与外交时，陈文指出： 佛教对国内关于政教合一的西藏等民族，和对外关于南洋群岛至锡兰等弱小民族的影响，似应对佛教有适应这些民族的积极的政策表示。 至于日本以佛教为国教，信仰这教之广与研究这学之多，亦不可忽视。 [1]
陈文对旧社会给佛教造成的弊端作了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