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它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这是苏联经济长期同人民需要相脱离的原因之一，也是它最终在军备竞赛中败下阵来的一个诱因。美国人在这方面比较聪明。他们总是在同苏联的对比中确保美国处在最安全水平的要求上，确定发展各类武器。因此，由体制特殊保障的某种单一发展，并不值得特别称颂。即使“落后综合症”最终得到了某种心理和争夺中的满足，可在整体发展还滞后的情况下，黄油总还是比大炮更重要。从长远看，落后国家综合国力的进步是比任何心理需求更关键的东西。
四、获取自身安全不能以破坏别人的安全为前提
关于苏联对外部压力的反应问题，一位美国专家是这样断言的：“苏联的安全感至少是依它的敌手相应的不安全程度而定。”此言可谓一针见血。
如果说，中国的地缘存在，曾构成了对苏联安全考虑的一种钳制，因而迫使它加大军事准备的力度，并最终合并为超军备扩张的后果，那么，问题的起点并不在中国先造成对苏联的安全威胁，而在于苏联的上述所谓安全观。
在历史上，俄国历来是依靠自身的扩张，来寻求解除自己被包围的危险的。彼得大帝的对外扩张即是如此。斯大林事实上更看重地缘因素。他对战后确定的雅尔塔体制，始终持强硬态度，是不容谈判的。在苏联战略思想中，有一条重要底线，这就是，凡苏联领土在别人大炮射程以内的地方，都应以一个缓冲区加以隔离。苏联关于外蒙古问题的处置，关于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态度，都或明或暗地表现了它的这种意图。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苏联对中国是有战略戒备的。
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不可避免要殃及国家关系。在国家利益诉求和安全关系的考虑方面，苏联本能地沿用了“老子党”、“大国”和旧俄帝国的思维，企图压服中国。例如，1963年8月，美英苏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其来自苏联方面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中国的。它试图用国际条约的形式，将中国排斥在核大国以外。当时，中国已经大体完成了核爆炸的研究工作。而这个核发展计划甚至是由苏联在1958年提供的最初援助进行的。
自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冲突之后，中苏边境的形势就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62年发生的波动面更大的伊犁、塔城事件，有明显的苏联背景。从1960年8月至1964年10月，中苏边境地区共发生1000余次冲突。而且，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向中苏和蒙古边境增兵。总兵力一度达到百万。正是在这段时间，中苏意识形态争论表面化了。尽管在今天看来，双方在争论中都说了一些“空话”，但武力威胁主要来自苏方。由于这个原因，大约在1964年前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问题。
最终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修改对外战略方针的，是发生在1969年的几次重要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这些武装冲突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苏联有可能对中国采取严重的军事行动。此外，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军事手段直接压制了“布拉格之春”的独立倾向，使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所谓“有限主权论”，赤裸裸地诉诸于实践。正是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为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计，中国作出了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这个决策改变了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并对各种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苏联由此而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在它同美国和西方所进行的争夺中，加进了一个极为不利的战略因素。由此，苏联不得不在东西两面作战，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