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诞生的改革思路，包含着一个重大方面，就是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无论“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都被扬弃，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我们认识时代和世界的主题。邓小平认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可以说，这是我们关于同外部世界关系的最深入和最现实性的认识。以和平共处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则指导我们同世界的交往，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看待压力以及对压力作出的反应问题。世界是现实的。我们也正以现实的态度来正确对待世界。
三、究竟什么是对外部压力的合理反应？它是否必然导致争夺
对外部压力作出反应，带有合理的性质，但它必须有一个限度。过分反应和反应不足，都将导致不良结果。而如果利用对外反应，进而将它作为争夺的依据，那将犯绝大的错误。在讨论苏联是否被强加上军备竞赛的“枷锁”，从而陷入衰落时，这个观察角度十分重要。
冷战之初，苏联由于经济、军事实力的原因，暂时处于守势。尽管它在1949年就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整个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外战略的基调是缓和。苏共二十大提出了缓和以及和平共处的政策主张，并被宣传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
然而，仅仅以缓和谋求相应的大国地位，是艰难与痛苦的。事实上，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与西方关系并非风平浪静。波兰、匈牙利事件，两次柏林危机，都是双方剑拔弩张的较量。然而，最危险和处于临界状态的，则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次险些酿成核大战的危机，最终以苏联的妥协（实际并不是完全的妥协。苏联藉此换得美国从土耳其撤出导弹部署）而告结束。古巴导弹危机对苏共领导人的刺激非常强烈。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弱势，从而加速了扩充军备的进程。据说，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康涅狄格州同美国总统顾问谈判撤走在古巴的导弹事宜时，曾对美国人甩出一句令他们大吃一惊的话：“我们不会再让你们对我们这样干了。”后来，美国人终于获知，这是赫鲁晓夫的一句原话。
如果说，赫鲁晓夫已经对核时代战争保留“反击”意识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更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缓和”的政治主张。勃执政前期，苏联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有了很快增长。到七十年代中期，苏联20种主要工业品，尤其是能源方面，如，电力、原油、天然气、钢等项产品，均大幅度超过美国，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苏联的国民收入按数量已大大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而且超过英、法、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国民收入的总和（按，这是依据苏联的统计材料。苏联实行公开化后，世界银行专家的评估与此大有出入）。经济实力的提升，给勃列日涅夫改变战略态势提供了资本。
197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秘密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对“缓和”战略作了一段“精彩”阐述。他说：“缓和”为的是“使苏联赢得时间来加强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便在1985年以前使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任何需要实现我们意愿的地方实现我们的意愿。”显然，这里宣示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压力与反应问题了。勃列日涅夫相信，苏联这时已经具备了同西方争夺战略优势和全球霸权的本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