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道绵延155公里的柏林墙被建立起来。当时SED党和民主德国政府的确设想，用这道墙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分隔开。在墙的这一边，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时间，专心做自己的事，暂时杜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如果说，这个设想在当时的确有道理也可行，那么从长远看，它仍然还是一个被动性的选择。因为，人们还可以这样设想：为什么建墙的是我们而不是西部？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主动拆掉这道墙？可是，直到1989年10月，也就是柏林墙已在被撼动的一刻，SED党总书记昂纳克仍然强调：即使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柏林墙还将存在！历史迈进了28年，柏林墙也已建造了28年，可社会主义始终没能由被动转为主动，甚至，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还寄希望于墙再存在半个世纪以上。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悲哀。表面上，柏林墙把西柏林孤立了起来；但在实质上，它是保护着被动并把社会主义自己封闭起来！
应该承认，柏林墙建立后，隔离功能立刻发生了效力，东德人西逃的数量大大减少。据统计，从1961年8月至1980年，成功出走西德的民主德国人只有17.7万，这就是说，在20年里外逃者的总和，还不足柏林墙建立之前两个月的人数。
同时，研究也表明，柏林墙建立后的几年内，是民主德国政治经济生活最为平静的时期。SED党依靠原有的工业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社会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这种努力也使民主德国始终处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水平的首位。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SED党在柏林墙建立之后甚至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当时，乌布利希第一书记曾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制度，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不能马上就进入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乌布利希则进一步指出，这个过渡阶段是一个很长的相对独立的阶段。在这个比较长的阶段中，社会中还应允许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SED党中央还根据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解，制定过一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纲领。这个纲领中的一部分，特别提出要把计划和市场联系起来，有目的地把市场因素发挥出来。这就是民主德国有名的NEW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新经济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民主德国政府宁愿承担当巨大的财政压力，也始终实行对人民生活消费品的高额补贴和非常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据说，柏林墙那一边的西德政府，为了稳定社会民心，也曾学习和仿效民主德国的社会福利体制。
然而，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有的改革尝试一样，民主德国的改革思想也未能付诸实现。其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这里不做详论。需要指出的则是，柏林墙的封闭作用（当然更多的是由于体制机制的原因），虽然缓和了由大量人员出逃引起的政治危机，但也隔绝了某种时代前进的信息。很多原SED党的领导干部反思说，当时党和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相对有利的时机，牢牢把握已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科学技术新潮流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新变化，与时俱进，成功发展自己。结果，同资本主义的差距越拉越大。事实证明，柏林墙的确封闭了社会主义本应具有的开放性、灵活性和先进性。
几乎从一开始，柏林墙就被西方攻击为罪恶的象征。以墙边的遇难者为说辞，它被冠以各种邪恶和非道义的名称。在所有这些诟病中，以1987年7月美国总统里根的勃兰登堡门演说最煽情。里根当时面对激动的人群说了这样两句话：戈尔巴乔夫先生，如果你还有良知的话，请打开这道门（按指勃兰登堡门），请撕开这道墙！
此时，戈尔巴乔夫正把苏联的“改革”和“公开性”推进到新高度。他更关注的自然是苏联自身的变化，而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则不断放出“空气”：你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