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洛夫接着讲：很自然的，今天人们会把现在的情况同1989年以前比，看到剧变前的生活水平，要比现在高几倍。有一个社会调查说，有80％的人认为，剧变前生活水平要比现在高出一倍到两倍。这是用一些基本生活指标来衡量的，比如收入、物价、休假、养育、保健、教育等等。可是，在1989年剧变前夕，人们从自己的经济状况出发，向共产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近我们的《星期一》杂志将发表一篇文章，专门研究1989年以前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别状况。它表明，差别是有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收入显然要比中等阶层高，比例大约是3.5 1。1989年时，一个保共政治局委员的月收入是1000列瓦，而普通工薪阶层平均收入是250列瓦，大致是4比1。而今天那些高级领导人的收入，与中等收入者相比，差距要大得多。现在一个国会议员的收入，是普通中等收入者的4倍，还不谈议员之上的高层领导，他们的收入更高。
利洛夫下面的话，还是让我们这些听众感到震动。他说：对苏联东欧时代的收入差距，我们应该有一个概念，不要以平民主义的观念来看待领导人的收入，这不是特权问题，这是工作需要。你不能要求一个总统，一个总理，又要工作，又不给他提供完全自动化的办公设备，优越的生活条件，你得给他创造条件。无论是法国的总统还是保加利亚的总统，他们都享受了这个权利，毫无例外。但在共产党执政时代，人们却拿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说你是特权阶层。可1991年、1992年反对派上台，他们也享受这种待遇。他们把我们过去的别墅都占有了，拿着比我们高得多的待遇。因此，对这个问题要这样看，没有条件，住在茅草棚里，不能领导治理一个国家。必须给他这个条件。利洛夫说，我个人认为，而且今天我们也都看到了，搞平均主义是错误的。要求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拿一样的钱，或者收入基本差不多，是不现实的。不光对政治上层，对专家、学者、权威人士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大科学家，一个设计师，一个工程师，他的收入跟普通工人一样，那不可能的。这个问题不光是错误，也是很不严肃的。要是坚持这么做，那美国人就会把你的科学家请到他那里去。高级领导人收入多，我认为是正常的。高层人士收入高，不可怕，可怕的是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低。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工资降下来，而是要把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提上去。这只有经济发展才能做到。
听了利洛夫这个话，我想起六十年代中苏意识形态大争论中我们提出的所谓“特权阶层”的问题。那时，在我们的概念里，“修正主义”的标志，很大程度上就是住小楼，高工资，特殊待遇。这竟成了一个重大的判断政治是非的标准。利洛夫说，“不要以平民主义的观念，来看待领导人的待遇”。这是否就是东方人和欧洲人不同的政治伦理观念呢？抑或，在我们这里，所谓“平均”就是一种“革命”的动员和政治的需要呢？
利洛夫下面一段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开放的观点，很是精彩。他说：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经济是要封闭起来，还是要开放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是个大问题。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针政策，就是把自己的经济封闭起来，跟世界的经济隔离开。保加利亚的经济，苏联、捷克、东德的经济都没有向世界经济开放。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经济发展状况，跟发达国家，跟西方的经济进行比较，而是和过去比，我比过去发展了多少。在经互会内部，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是落后的。你跟自己的朋友比，说发展了好几倍。但你不能说比德国、美国的经济差多少倍。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无法跟西方的经济进行竞争。没有这种竞争就决定着，你的经济将是落后的。首先是你的生产工艺是落后的。你的劳动生产力也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所创造的财富，这些都是落后的。另外你的消耗是高的，为了达到一个生产目的，你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要浪费很多的电和其他的原料才能达到。但当时我们很少从思想上考虑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落后的一个表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向世界开放，就会迫使你改变生产工艺，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历史性意义，就是这个道理。开放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但它有好处。说到民主德国，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的经济很发达，因为东德也曾是整个德国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民主德国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要发达得多。但它最终比不过西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