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没有像中国今天一样向世界开放，而是紧紧地跟莫斯科绑在一起。经互会作出的决定，对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约束力，要按照它的计划执行。我们的经济中间有一小部分可以跟西方联系，但是比重很小。莫斯科的一举一动都影响我们。它在经济政治上着控制我们。
当然在这个时期，日夫科夫也犯了很多错误。日夫科夫要对这些错误负责任。其中一个重要的错误，就是日夫科夫拖延或者是抵制改革。他看重的是那些老体制，不愿意变动。那时候日夫科夫已经79岁了，经常生病，他的能力也不行了。但遗憾的是，我们党当时对日夫科夫的辞职问题，没有作出冷静反应。头一天，我们感谢日夫科夫同志辞职，第三天就把他开除出党，这个作法是不公正的。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会对日夫科夫做出一个比较公正、明智的评价。
关于剧变时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利洛夫说，剧变前，我们的党员共82万人，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可以说，党是深入到每一个基层的，并且发挥着作用。应该说，我们党员的素质是比较高的。我们大多数党员都受过高等教育，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工程师。党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人才。八十年代末那几年，在索菲亚街头，反对派举行20万人的集会，我们社会党也召开有20万人集会，与他们针锋相对。这说明党还存在，党还起作用，还要进行抵抗。从1989年到1992年，我们社会党发展到了100万人。1989年，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时，只有20万党员登记。经过这三四年，我们把最优秀的分子吸收进来，很多作家、艺术家和大学生加入社会党。
一个党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发展起来，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党的建设问题，解决党的思想理论问题。党要有一种理论指导，然后才能去影响基层和不同的阶层。除了传统的做工人工作的方式，现在还要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要做工程师的工作。要关心教育领域的事情。正是教育培养出了知识分子。正是工程师、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推动了信息时代的发展。对待这些社会阶层，对待他们的态度，党应该不断地改变。在党的建设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来管理这个社会。在得到政权后，怎么管理社会，使社会按照你的要求发展，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听到这里，我问了利洛夫一个问题，它有点直率，但多年来一直没有清晰的解：据说，1989年以前，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工资是1800卢布，高级知识分子也大致在1800卢布左右，而普通工薪收入者的月收入是450卢布，这是真实的吗？
利洛夫回答说：在苏联，政治局委员跟普通工人平均工资的比例，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你说的是对的，就是4 1，我们也是这样的。但是你说的高级知识分子、教授是不是这么多，我认为高级知识分子、教授们的工资，在苏联是比较高的，但是有没有政治局这么高，我不敢肯定。在苏联，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像自然科学方面的，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专家的工资待遇是比较高的。但高级干部除了工资之外，有住房，有别墅，还有其他的补助，这是不一样的。仅说到工资，就是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