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使党保存下来，作为国内第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我们党保存了自己，也保存了我们党的历史。党通过这场运动，既使社会保持了稳定，避免了流血冲突，也使党能够沿着政治道路健康地走下去。当然，在强大政治压力面前，党也犯了不少的错误。比如在1990年，社会党政府应该开始改革。现在我们保加利亚的过渡模式，没有特色。这是华盛顿共识的一个产物。也就是完全开放市场；国家不介入经济；休克疗法。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内部开始分裂，出现了两个派别。党内右翼说，现在共产党应该彻底消灭，这个党应该解散了。党完全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化。党内的左派认为，共产党需要改革，应该保留党在过去几十年来的传统，但这个党应该更现代化，不能停留在过去阶段不动。结果左派占了上风。所以我们党改了名，叫保加利亚社会党。我们党不仅在1990年取得了政权，后来1994年、1995年也取得了政权。
作为听众，我们真的无法打断利洛夫的连贯思路。趁着他呷茶清润嗓子的间歇，我整理了一下他刚刚谈到的事件逻辑，发现上面利洛夫所讲，正是所谓的一场“天鹅绒革命”：不流血、共产党易名、国家改变性质、街头政治等等。从利洛夫的解释中，我们更明白了剧变中很多社会主义者的无奈。苏联这个大厦倒了，其他寄居在这个大厦中的人，只能各奔东西，寻求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斗争方式。正如原东欧国家的政治家们所说，当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不复存在时，东欧小国既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也不能维护自己的经济。他们只能徒生哀叹，束手无策。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作为社会主义者，利洛夫们仍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他们希望通过自身改革，通过政治斗争，使社会主义理想再坚持下去。我认为，至少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不过显然，东欧的现实情况并不乐观。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了。
这时，利洛夫已做好了继续阐述的准备。他把话题切入到剧变的关键时刻。他说：1989年，当党内对现状非常不满的时候，作为总书记，日夫科夫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道义和人格上的威信。他年事已高，多年前动过手术，重病缠身。所以，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改变已是势所必然。日夫科夫是一个政治上很灵活的领导人。他跟赫鲁晓夫配合得很好，是好朋友。他跟勃列日涅夫关系更好，与契尔年科关系特别好。但他跟戈尔巴乔夫有分歧。日夫科夫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措施很不满意。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考虑得不成熟，很轻率，很可能要引起混乱。日夫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成熟的、具备领导能力的领导人。不光日夫科夫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也不喜欢日夫科夫。在当时条件下，保加利亚要生存，必须依靠苏联。我们80％的产品要卖到苏联。我们大部分的原材料，需要从苏联进口，首先是石油，是由苏联保障的。每年我们要进口1100万至1200万吨石油。还有大量天然气。我们有一个核电站，承担着保加利亚40％的发电量，而它的原材料也要苏联提供。如果戈尔巴乔夫把这个开关旋紧，把天然气管道、石油管道一关，保加利亚很快就要崩溃。因此，日夫科夫虽然和戈尔巴乔夫关系不好，但又必须维持。日夫科夫有长期执政的经验，所以尽管日夫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许多建议不采纳，但是他明白，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同意，他要继续留在保共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成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华沙条约还没有解散，经互会也还没有解散，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当时我们保共的政治局委员、部长和书记处书记的推选，都要得到莫斯科批准。但是党的政治决定还是在索菲亚而不是在莫斯科作出。一些性命攸关的问题，最终要靠我们自己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