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人，一直以“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骄傲，自诩为农耕民族、大陆民族。其实，这只是基于已有历史知识的一种认识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1970年夏季，台湾当地居民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溪谷采到一片灰红色的古人类化石。经日本考古学者用氟锰法测算，断定是3万年前一位约20岁的男性青年的顶骨。这一史前人类被命名为“左镇人”，迄今为止，他是我们发现的最早开发祖国宝岛的先驱。他的出现，将台湾原始社会的历史在长滨文化的基础上，向远古推溯了两万年左右。来自大陆的“左镇人”何以到达台湾？据考证，3万年前的台湾海峡还只是一片低洼地，后来才在地理变迁中变成今天的海峡。“左镇人”的发现，让台湾一些学者为之兴奋不已。一位叫黄大受的教授曾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改写中华古文明史”。他认为，中国人一直以黄帝为始祖，故自称“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一直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故称其为“黄河母亲”。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发现，不仅将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进一步向上古延伸，而且使中华文明史由单一的农耕文明、大陆文明向多元化拓展。比如，中原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已超过5000年，东北赤峰地区红山文化距今也在5000年以上，西北大地湾文化遗址距今已达7000年，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7000年的早期海洋文明。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的“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航海；百越文明也属于海洋文明。今天的东南亚、南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都与古越人的后裔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笔者并不是想去改写既有的中华历史教科书，那是考古学家的事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情、是需要国家政府审定和把握的事情。笔者只是想说，今天的中国人不能被历史上认识的局限性所形成的既定认识所局限，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原本就有海洋文明的成分，能从泾河、渭河走向北部大漠、西部戈壁、南部中南半岛、东部大海的中华民族，也具有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基因和能力。也许是受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民族”讹论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虽然最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中国对待海洋问题有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拥有大片海域却长期轻视经略海洋。从远古时期起，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就一直是以陆地农业经济为主，海洋经济从来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从神农、黄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历史上涉及海洋经济政策的改革，如管仲的“官山海”，桑弘羊的“盐铁论”，以及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和历朝历代颇为辉煌的远洋贸易等，也曾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经略海洋始终处于“配搭儿”的地位。
第二，航海技术先进但航海经济效益低下。历史上的中国，造船业曾经位于世界前列。其船型之多，不下1000余种，其中海洋渔船就有200～300种之多，因此被称为“世界上最多的船舶图样”。“中国帆船”（戎克船）这个词，在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一般文献、辞书中，早已成为专门名词。到宋元时代，中国航海者已进入“定量航海”的阶段，对海洋气象、水文的变化规律和对信风的运用已经十分纯熟，磁罗经导航技术、测深技术、用锚技术、使舵技术等，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但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而非伟大的航海民族。中国人并没有通过海洋“发家致富”，更没有通过海洋向海外“殖民”。
第三，茫茫大海无遮无拦却被视为“天然屏障”。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把海上经济看作是对陆地经济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而且在国防观念上也把大海视为“天然屏障”，主流海防意识是“看家护院”。中国在宋、元以前基本上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也没有提出向海洋索取资源和向海外发展的要求，自秦始皇开始的“西北甲兵”、“东南财赋”的格局，等等，逐渐使中国的统治阶级越来越求安于大陆上的一方沃土，即使是开拓“四海”，也主要是为了求得“归顺”和“宾服”以及一般的经济贸易，以保证陆上安全。梁启超曾说：“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个郑和”。这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海洋是“屏障”，而非“宝藏”。
第四，海洋自古就是有“主儿”的空间但却视海洋资源为他人之物、海上通道为他人之路。历史上的中国人，多以“仁爱”、“中庸”的道德观和“中华上国”之居对待他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和海上通道的控制。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海上征战之举，而且不乏进攻性海上行动，但这些“壮举”大都以恢复原有政治秩序为目的，而很少有为获取海洋资源、开拓或者保护海上通道为目的的。或者说，历史上的中国人经略海洋，政治目的的大于经济目的。因此，虽然西欧国家还在地中海打转转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迈进了大洋，并且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始终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民族那样真正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更没有通过海洋征服世界，中国有关海上军事行动的基本思想始终是“海防”而不是“海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