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改革要做到“三合一”
全面改革，当然是指改革要全方位推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改革都要协调推进。但我们今天讲全面改革，其着眼点主要是指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从现状来看，这一改革是所有改革中的短板；从发展来看，这一改革又是所有改革的保障。套用一句话“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一点都不过分。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既要积极，又要稳健，还要讲策略。只有“三合一”才有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有真实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定要稳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难，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认识。连邓小平这样的大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如果贸然激进，不仅不可能取得良好预期，反而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政治真空，社会失序。
我们以近来深圳的改革为例。
当下的中国社会对于深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寄予厚望，深圳自己也有些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但是深圳对自己即将要推进的改革真的想清楚了吗，会不会自以为已经清楚了其实并没有真正想清楚，或者说只是一些人想清楚了更多的人还没有想清楚。而这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毕竟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是大家的事。
被中国社会寄予希望的深圳政改究竟要改什么？
从表面上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好像很明确。要改革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改革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体制。比如说，权力不受制约，要改；权利不被保障，要改；法治不被尊重，要改；权力与市场结盟谋私，要改；城乡二元分割不公正，要改；社会运行官僚化，要改。等等。要改的清单可以列很长很长，而关于清单中的这些内容，中国社会不论站在哪个立场上的人都会表示认可。就算有些群体并不想真的如此改，嘴上也不得不说要如此改。因为这些要求真好像是“普适价值”，没有人敢公开反对。
既然认识一致，又有明确对象，那改就是了，何需赘言。可是真到要改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如何改上，社会上意见竟然大相径庭、甚至水火不容。结果政改只能在讨论中继续讨论，在呼吁中继续呼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谬呢？
这还得回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上来。
从表面上看，政治体制只是一个社会权力运行方式，但在这表象背后是社会利益的分配与调整。说句不太全面但大体不差的话，如果说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关注的是如何激发不同社会群体创造财富的话，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则是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如何分配和占有这些财富。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现代社会，社会群体在分化。一些群体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比如像知识阶层、工商阶层、权力阶层，可以运用自身的资源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而另外一些群体则会边缘化，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比如城市化导致的失地农民，建筑业制造业吸纳的体力工人。
但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马太效应”在西方可能理所当然，在中国绝对是逆天道而行不通。中国有句古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们就拿保障权利为例。现代西方社会在保障权利方面可圈可点，以至于我们的一些改革不免或隐或现地向其看齐。但问题是真能看齐吗？
让中国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甚至这些人过得比美国人还要好；但是要让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到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哪个制度框架敢于承诺，至少在现有的美国制度框架内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对于一个自认为在社会中永远只是处于普通人地位的群体来说，他会希望什么样的政改？
有人会说为什么老要把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只要给予机遇，普通人一样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一样可以成为社会精英。这一判断没有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是要扩大这种可能性。但不论再怎么扩大，社会存在普通群体是一个客观事实，尤其在中国社会，在我们可预计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通群体的数目仍然会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这一段时间来，深圳说要向香港学习社会管理，出于鼓励我们也帮着喊几声，但其实深圳是真学不了香港。不是深圳笨，也不是深圳僵化，而是深圳没有香港的条件。
香港不允许外来人口自由进出，要进入香港居住得通过它的人才引进计划。这种制度保证了香港社会成员的大体稳定与人口素质的相对均衡。可是深圳三十多年的发展，人口增加了上百倍，常住人口已经突破1400万，可是户籍人口只接近300万。这就意味着有一千多万人是自发流动来的，而且大多数是中低层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尽管在社会福利上与户籍人口有一定差距，但在政治身份上谁敢说有半点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