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是社会管理中的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作决策靠什么？就靠对信息的占有与掌握。为什么领导的决策比我们普通百姓高明，就因为他们站的高、看的远，掌握的信息多。在过去的时代背景下，信息的获取与掌握呈“倒金字塔”状态，决策层越高，掌握的信息越及时、越充分；信息的传递则是“正金字塔”状态，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层级越低，知道的信息越少、也越迟。比如中央的精神与指示，往往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此件发到省军级”，过上一段时间，再“此件发到地师级”，又得再等一段时间才能“此件发到县团级”，最后，“此件可公开登报向全体党员和群众传达”。这一个过程有些时候可能要一到两个月。普通社会民众不仅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畅、时间滞后，相互间的信息交流也基本上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之间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成不了气候，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这种社会管理和控制模式我们已经很习惯了。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方式和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彻底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比如，像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45分第一架飞机撞了世贸大楼，北京时间晚上9点52分我正在家里上网，突然网页上弹出一条消息：“美国世贸大楼发生不明爆炸”。这意味着什么？就是美国世贸大楼发生爆炸7分钟后，远在大洋彼岸的一个普通中国人就知道了。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公开、透明日渐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成为在信息时代执政的最基本要求。任何执政者都必须要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又必须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但是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摩擦和机构延滞，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几年前的“非典”疫情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方面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要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三）社会诉求不断增加，社会民众需求从物质温饱进入了政治层面，小康如何从总体走向全面成为挑战
尽管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意见越来越不一致了，但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一事实，却是没有人可以反对和否认的。1998年，我们骄傲地宣布人均GDP达到了800美元，提前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过了不多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又宣布不仅人均GDP超过了800美元，而且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50%以下，社会总体实现了小康；到2009年年底，我们人均GDP已经接近4000美元，开始跨入了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所有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啊，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了，中国的老百姓已经告别了贫困，跨越了温饱，生活小康了。但是当我们为之高兴、为之欢呼的情绪未落，刚刚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面前又出现了更加艰巨的任务。
老百姓早晨起来，吃饱穿暖，抬眼看缸里有米，柜里有面，转身看后院还养着鸡鸭猪，是温饱了。但温饱之后，他也开始会想问题了：我吃饱穿暖了，这是事实，这不假。但我是人，我有人的尊严、人的情感、人的权利、人的追求，等等。在没有解决温饱之前，你只要给我吃、给我穿，哪怕专制点，哪怕当牛做马我也愿意，毕竟吃穿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但我现在已经吃饱了，也已经穿暖了，我就有闲暇、也有精力想其他事情了。我就会发现，我的嘴不仅仅是用来吃东西的，还能说话、能表达我的意见与要求；我的脑袋也不仅仅是装村长说什么、乡长说什么，还能装我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愿望。这时候，老百姓的诉求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上升到了精神需求和政治需求。
但是实事求是讲，我们对于如何解决群众物质温饱有准备、有成效，也有经验，但对于如何满足群众的精神温饱、政治温饱方面尚准备不足。或者说由于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局限，让我们尚没有余力来考虑这些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客观上重视效率多了一些，关注公平稍弱一些，以至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不得不说，尽管已经总体上小康了，但这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有差距的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