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在这样一种利益分化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沿用过去的思维，指望党和政府一声令下，一呼百应恐怕就很不现实了。我们可以呼唤团结，可以倡导统一，但如果还仅仅是一些简单的老办法、旧方式就会发现很苍白、也很无奈。怎么办？只有一个词：“兼顾”。就是老阶层的利益要保证，新阶层的利益也要保障，虽不能保证让大家都满意，但要至少保证大家都能接受和认同，也就是各得其所。可这话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着实不易啊，但再难也得做。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变化。
（二）社会状态更加开放，社会管理和控制难度加大，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需要新思路与新做法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们就常说改革开放。刚开始说的时候，改革开放可能更多是一种政策举措，但当我们说了这么几十年后，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的一种客观状态了。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当代中国社会的状态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活跃了。这种开放与活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加大；另一个是信息的快捷传播和交流。
我们先说人员流动问题。回想传统的中国社会，确实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这种“超稳定”不仅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单一，也体现在社会成员的相对稳定。中国的户籍制度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要在中国找一个人很简单，五个层次保证能把你准确定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意一点。第一个层次是省，比如山西省，先把你确定在中国中部一个枣核型的区域；第二个层次是地区，比如吕梁地区，就到了山西西部的一个革命老区；第三个层次是县，比如兴县，吕梁西边靠近黄河边的一个农业县；第四个层次是公社，也就是现在的乡镇；第五个层次是生产大队或者说是村。通过这五个层次，任何一个人都没法跑，一找一个准。那个时代要想外出，没有生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你是寸步难行，坐不了火车，住不了旅店。有次开会谈到北京旅游业发展历史的时候，有位宾馆的同志说的很有意思：过去外地人到北京要住店，服务员说没钱就算了，首都人民可以支援全国人民，就住一晚上吧。但是得拿介绍信来，没有介绍信？那对不起别进我们的门，万一你是地富反坏右呢？那个时候不仅流动不方便，也不鼓励流动。那时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要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固定住了。一个工人年轻的时候进入工厂，奉献青春，老了退休了工厂负责养老；有的工厂甚至还有火葬场，死了一把火烧了，从生到死不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人员流动日益频繁起来。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有接近1.8亿的人口从西北到东南、从西南到东北、从内地到沿海流动过来流动过去。有次我去四川调研，一个乡党委书记跟我说，他们有个村的一个党员，十多年前到了深圳，后来据说深圳不好干又跑到了北京，现在究竟在哪里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要找这个人，按他身份证上的地址，只能找到四川那个小村庄去，但他早已离开那个地方十几年了。你说怎么办？
人员流动给我们社会控制带来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过去西部省区虽然贫穷，但由于没有可比性，相互不知道，大家的心态也不至于失衡。现在流动到了深圳、上海，看着这些地区如此繁荣与现代化，看着这些地区居民的富裕生活，怎能让落后地区民众心理平衡？现在一些农民工在沿海城市的一些非理性举动，我们固然可以以犯罪论处。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难道除了定义为犯罪之外就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人员流动造成的社会开放已经让我们头痛了，但与信息快捷、无障碍传播带来的社会开放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人员再流动总是有形的，一个大活人必然要呆在一个地方，而信息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网络中、在电波中无孔不入，无往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