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做慈善是最好的选择。做慈善是一个技术含量较低的事情，只要有钱就可以去做。要做到技术含量高就要通过自己的专业活动为这个行业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才是做慈善的真正含义。”喻国明说。付亮也表示说：“腾讯做了很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包括公益基金等，但是回头看看，这些事情跟其他的公司做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能告诉我腾讯的什么产品跟社会或国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了吗？我不是一个技术人员，如果仅从一个公众人物的角度考虑的话，如果我总是不断得到这样的信息，这家企业做的事情总是对这个社会有利，对这个国家有利，我对它的看法就会不一样。”肖华说。
王冉亦持有同样观点：“腾讯现在没有在社会大格局中去推动变化。”也就是说，在一家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技术和产品驱动是第一个阶段，随着企业的壮大，其必须具备更多社会学的含义。
在将公司策略和社会大势结合方面，阿里巴巴有可借鉴之处：一方面通过《赢在中国》等一系列的策略，马云展现出一个青年创业的导师的形象；另一方面，关于“网货、网商、网规”的“新商业文明”理念的提出也切合并推动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势。肖华认为：“淘宝打的所有广告都是以促就业为主题词，这样做会给公众留下很好的印象，这可能是像腾讯这样技术主导的企业会忽略的地方。”现在打通阿里巴巴和淘宝，又跟中国另外一个情况契合：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阿里巴巴原来出口的东西没有品牌，现在引导他们在淘宝上建立网络品牌，推动了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一大势。
“虽然我们都知道，淘宝上会存在假冒伪劣、版权等一些问题，但是它通过解决另外一个社会问题，来化解这方面的危机。”王冉说。
吕伯望也认为，如阿里巴巴这般输出文化，才是企业最能展现其价值的方式：“阿里巴巴以前和百度一直在打口水仗，而且每次都会被列入科技业十大新闻事件。但是这两年阿里巴巴不太打口水仗了，忙着到处开新闻发布会，为什么？阿里巴巴始终在向外输出文化-马云所提的‘新商业文明’。这种文化一方面对阿里巴巴是一种约束，它的行为需要在‘新商业文明’的框架下，各个子公司和对外部门都要服从‘新商业文明’的守则，能够把企业员工约束好。另一方面，既然是一种文明输出，它也影响着一大批人，影响着意见领袖，也影响着媒体的观点和立场，相当于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大气场，总体上是对阿里巴巴有益的。阿里巴巴这几年见诸媒体的大事件都是报道大淘宝战略、‘新商业文明’，我觉得这种做法更大气一些。公关肯定不是消防队，不是事件一出就救火。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腾讯有这样的文化输出，实际上不只是商业的领域阿里巴巴可以做起来，在整个社会化网络和网络化社会，在互联网赖以生长的土壤上，文化也是值得做的。”
梁春晓分享了阿里巴巴在这方面的认识和经验：“互联网行业，中国已经走过了技术影响商业的阶段，开始了商业影响社会的进程。这时作为一家企业，该如何界定自身的社会责任？我们在2007年年底做国内互联网行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时，就比较深入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企业有两个层次的社会责任：一是做好事，也就是做慈善、扶贫救灾；二是更高的层次，即做好人，骨子里就是好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在阿里巴巴，社会责任与商业模式、企业战略是融为一体的。2010年年底，我们与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合作，作了‘沙集模式’的调研。江苏省睢宁县沙集镇的一个村1100多户，有600来户在淘宝开网店，去年实现了3个亿的产值，原来村里有1000多人外出打工，现在大都回来了。我到那个地方去了三次，真切感觉到作为电子商务人的社会责任和幸福。对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来说，这样的社会责任和商业模式就是一体的，不是两张皮。而且，这种社会责任感的实现也能对企业员工形成强大激励，影响非常深远。”
相反，百度和腾讯非但没有营造这种有社会责任感的角色，反而分别在“盗版”和“创新”方面与相关产业链形成对峙，导致虽然很多人在用它们，但其社会形象却直线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