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其武功谋略，似乎更加乏善可陈。他归降我之前，最大的功劳也不过是在武德初年说降了李世勣。
说起私人交情来，恐怕过去的魏征与我，两人之间更多的只是过节，而非情结。毕竟他在为东宫僚属之时，曾极力劝说建成先下手为强，将我除去。
那么，让你扳着指头数数，我贞观一朝，到底有几位名臣？恐怕不管问谁，魏征都是名列前三甲之内吧。如果说，当初我不计前嫌任用魏征，将他收编进大唐新的政府领导班子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缓和我李氏与关东豪杰的紧张关系的话，那么为何在此后的十六年内，他始终在朝堂上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之一？
其实，这还得从我与山东之地那斩不断、理还乱的“孽缘”说起。我前面说过，玄武门之变，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丰厚的政治遗产，还有严重的政治“负债”。
杀兄逼父、杀人子夺人妻——即便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位大英雄，我仍然会时不时对自己的帝位合法性来源产生疑问。也正因如此，我才会更加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和意见。特别是来自于原来对立阵营的意见。因此我不得不在许多具体的政策行为上表现出更为宽容开明的姿态，来将人心凝聚到我身边。
我迫切需要这种凝聚力。我继承的，是一个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大唐，水旱连年，民众的生活与前代相比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我继承的，是一个内忧外患、朝不保夕的大唐，山东河北之地尚对我李氏旧恨未消，来自西北的突厥又对汉家天下虎视眈眈——便桥之盟，虽然在史书上留下了一段我身先士卒，率轻骑吓退十万虎狼之师的佳话，但这对于我来说，仍然是深深的耻辱。
欲安西北，先定山东！
然而，山东的世家大族，与我李氏赖以起家的关陇集团水火不容，而这种矛盾，由来已久，甚至成为朝堂上一个最为敏感的问题。当年我就曾在父皇面前愤愤不平地抱怨建成对我的阴谋暗害：“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兄弟的事。如今您若是轻信建成他们的话而杀害儿臣，岂不是借亲人之手替王世充、窦建德这些乱臣贼子报仇？！我若是横遭枉死，自会在九泉之下看见这些曾被我剿灭的逆贼，这实在是让我羞愧！”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知道，父皇心里有一根绷得紧紧的弦。这根弦，就是山东问题。把我与建成的储位之争，硬生生和山东势力的代表人物——王世充、窦建德扯到一起，只会使得父皇心存忧惧，开始怀疑起建成是不是真的和山东集团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
其实，这还真不是冤枉建成。他借讨伐刘黑闼之机，便开始挖空心思收拢山东豪杰为其所用。当然，我也没闲着。看着建成的势力在山东一天天坐大，我也曾派出张亮等人前往山东接纳英豪，投其所好，有求必应。只不过，我在这方面的成效还真不如建成，因此才有了后面的派遣魏征和屈突通紧急安抚山东之地的两手准备。
不负我的苦心，山东之地稳了下来。不过，只是暂时稳了下来而已。
和熟悉自己的人斗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几百年来，不管是从地望上，还是从文化上，山东贵族的心里实际上都很鄙视出身于武川六镇的关陇集团。在他们眼里，我们只不过是数百年前北魏边镇屯戍军人的后代，而他们，自古以来便是冠盖云集、英才辈出。他们没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群军镇士卒的后代，夺取了天下的统治权，骑在他们的脖子上耀武扬威，他们怎能心甘情愿吞下这口恶气？
因此，魏征安抚山东河北，说到底只不过是救急之策而已。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山东世族在我父皇和我的治下，依然敢于隐匿大量前去投靠的小老百姓。原本应该交给国家的税赋，却被他们征了去。原本应该成为国家的兵丁，却变成了他们的私人武装。试问，堂堂大唐的一国之君，竟然连自己治下的人口户籍都搞不清楚，还谈得上什么统治管理！
而剿平刘黑闼的经验告诉我，一味诉诸强权和武力，反而会尽失人心。因此，要解决山东问题，就必须隐忍怀柔。所幸，我已经在这错如棋局的乱象之中，看到了症结所在。而打开这把锁的钥匙，依然还是魏征。
所谓山东的潜在反对势力，其实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为两大阵营。其中之一，是长期垄断仕宦高位，以血统纯正、出身高贵自居的山东士族。而另一方，则是在隋末天下大乱后，起兵造反的大小领袖。战乱平息后，这些人大多变成了新兴的地主豪绅，也就是山东豪杰。不过，因为他们发家时间尚短，故而常被世族们看做暴发户和乡巴佬。而这些暴发户和乡巴佬，也鄙夷地将世族集团视为腐朽没落、只知抱着先人荣光不放的可怜虫。对这两大阵营，我若是逼迫过急，他们便会紧紧地抱成一团，难以对付。然而若能将其分而治之，山东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那么，谁能成为我在山东豪杰中的代言人呢？以前因为我多次出征山东地区，用武过甚，那里的豪杰实际上对我已有深刻的疑惧之心。这也是我多次派遣部属安抚山东却收效甚微的直接原因。直到有一天，我得到了魏征。
不过，魏征是一柄双刃剑！
在我任用魏征来化解山东问题的同时，魏征也在利用我，来保护山东豪杰集团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并且尽可能地争取部分关陇势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