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的思虑哪会如此肤浅。杨仁恭啊杨仁恭，毕竟僧多粥少，你又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在秦府东宫之争中也无甚表现，而你往日的辉煌业绩，早到了暮气沉沉、坐吃山空的时候，朝政离开你照样运转，那么，你给我一个不动你的理由？
不过，杨仁恭的确脾气好，他二话不说便走马上任去了。后来，我又调他担任洛州都督这一要职。当时，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洛阳重地，本该由亲王镇守，我的子弟虽多，但我却忧心他们不能胜任，只有郑重地拜托你了！”
老实人，眼前吃了亏，终究还是会得到我的回报。
经过一番整顿，一个新班子业已组建完成。八月八日，我正式由父皇手中接过了皇位。
那一天，距离玄武门事变之日，只有两个月。
那一天，我清楚地记得：我正好三十一岁，魏征二十八岁，杜如晦四十一岁，尉迟恭四十二岁，房玄龄四十七岁，高士廉五十一岁，萧瑀五十二岁。我清晰地看到，一个崭新的王朝即将在我们的手中得到开创！
必须组建最贴心的智囊团
有一句老话：“得人心者得天下。”
而我，更相信 “得人才者得天下”。
早在武德四年的时候，四方群雄已经逐一被我大唐扫平。金城薛仁杲、武威李轨、晋北刘武周、河北窦建德、洛阳王世充等群雄先后败亡。我放眼四海，竟然找不到一个敌手。
到了坐享太平的时候了吗？不！历来帝王，可以马上打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现在，是该考虑如何收拾前朝余烬、重新与民休息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我开始苦苦思索治国之道。打天下，离不开武将猛士。而治天下，要的就是文人学士。这样的人才，当初，我手里可不多。
于是，我下令设馆于秦王府西侧，定名为“文学馆”，聘请四方饱学之士，先后到来的有：秦王府属官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谘议典签苏勖、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谘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及孔颖达、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
以上一共十八人，因此也被称为“文学馆十八学士”。
其实，他们的编制很有意思，并非专职侍奉于我，而都是“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也就是说，都是兼职。看上去，只是一个松散的顾问团队。我请他们在秦王府里做些什么呢？我把他们分成三组，轮班在府中供职，与我纵论用人行政之事以及文学史略，常常一谈就是半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智囊”集团。
当然，那个时候的我并非太子，更不是皇帝。我所能供给他们的，不是高官厚禄，最多只是好吃好喝而已。说起来，那时候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也在四处招揽人才，一副求贤若渴的架势。论起当时的地位声势，他自然是要远胜于我。而且，十八学士们真的是那种急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穷酸秀才吗？
不是！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早在入唐以前，便已经是名动四方、海内交赞的名士了。
他们中间，有以文采著称当世的，虞世南、蔡允恭、褚亮、薛收、薛元敬、许敬宗都是其中翘楚。比如虞世南曾和其兄虞世基在顾野王处求学，文采焕然，深受当时人们的重视，甚至被世人比做陆机和陆云兄弟。褚亮，当年才十八岁，便得到同样以文采著称的陈后主和江总等人的青睐。另外薛元敬与其兄薛收、薛收的族兄薛德音比肩齐名，被世人誉为“河东三凤”。
他们中间，也有以学术名重天下的，比如孔颖达、陆德明等人皆是此类。关于孔颖达，还有这样一段逸事：当年隋炀帝召集天下儒生来到东都，命令由国子秘书学士和他们讨论学术问题，其中便以孔颖达为一时之冠，而其年纪最小。其他宿儒皆感到十分羞愧，竟然派出刺客想要谋害于他，多亏孔颖达躲到杨玄感家中，逃过一劫。还有陆德明，当年王世充曾希望请他当自己儿子的老师，命汉王玄恕前往其家中行拜师礼。陆德明耻于接受王世充的邀请，竟然服下巴豆，佯称自己患了重病。玄恕情急之下，竟然闯进室内，跪到陆德明面前，即使这样，陆德明也没有答应王世充的请求。除此之外，有博古通今，尤其精研《春秋》的“二盖”之一——盖文达，有南陈吏部尚书姚察之子姚思廉，他以精于《汉书》、长于治史而闻名。还有号称“会走路的谱系”的姓氏学专家李守素和颜师古之弟、儒学专家颜相时。
他们中间，更有以谋略才干闻名一时的。比如房玄龄、杜如晦、苏勖等人。房玄龄、杜如晦在少年时代便以聪慧博学、精通文史著称。隋朝吏部尚书高孝基特别赏识他们，曾评论房玄龄说：“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也曾夸赞杜如晦“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另外，还有以“识量”著称的山东冠族李玄道，善于应对的苏世长和于志宁等人，这几位很早便得到我父皇的宠信和礼遇。
既然早已天下知名，这些兼职学士为什么还是要死心塌地地跟随在我身边呢？
答案很简单，我能给予他们的，是尊重与荣耀。这份尊荣，不是口上说出来的，而是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
“十八学士”，一开始在别人看来，只不过是我一时兴起凑成的文人墨客团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