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诀世(5)

事实上,郑观应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凡用心经营的企业无不井井有条:利用招股、专利、人才激励等西方理念管理企业,颇具成效;集资合办耕植畜牧公司,采用西式机器,引领风尚。他一世又风平浪静,少有挫折,织布局案东窗事发,也有盛宣怀帮忙摆平。若非“太古事件”,他在商海定有更大作为。

离职太古洋行时,郑观应推荐杨佳轩继任总办。显然,他并不擅长识人用人。继任者经营能力低下,手脚还不干净,导致洋行损失惨重。洋人心绪难平,将担保人郑观应告上香港法庭。前后折腾数月,郑观应心力疲乏。他向盛宣怀写信诉苦,“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尔后,他躲进澳门大屋,过上半隐居生活,只有中途两次短暂复出。

纵览郑氏一生,虽不乏中饱私囊、拉帮结伙排挤同僚之行为,但绝对也算磊落大义。

他虽买办起家,但对洋人始终心怀敌对。就职太古时,他两次“犯上”。“庚申之变”中,他毫不避讳地设计抗英方略,强调“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葡萄牙洋行拐卖中国劳工,清政府与其对簿公堂。郑观应不惧压力,积极献策:“盖万国律法,未有不衷乎义、循乎理者,以义理折之,亦当无词以对,则其禁止亦不难。”清官员采纳建议,援引国际公法,苦力案中方胜诉,200余名华工得到解救。

他脾气犟倔,极富理想,与盛宣怀如影随形,可无时不抨击“官督商办”弊端。主张与盛宣怀完全背道而驰,却丝毫不影响双方关系。由此,郑与徐、唐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但经济管理学学得不错,社会关系学的成绩也同样优异。

他极力提倡以商兴国,冒社会风气之不韪,“开矿、造船、修筑铁路”,以此希望有生之年能见朝运逆转,国强民富。他呕心所着《救时揭要》、《盛世危言》,对实业报国娓娓道来,言辞恳切,一腔热血跃然纸上。中法战争,他自荐参战,条陈七条作战建议,自掏腰包租船运送军粮。生命后期,意欲隐身澳门,不问外事,可还是拖着老叟之身,复出管理广西左江道,这位年满61岁的书生商人,还亲自带兵剿灭土匪。

1911年2月,徐润逝世消息传至身在澳门的郑观应耳中。对于同乡兼同僚的死讯,他并未有过多言语。10年后,他也在澳门诀别人世。送别他的,只有几个郑氏后人。其中一位郑景康,日后会成为职业摄影师,他为毛泽东拍摄的标准像,将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

中国商人历来讲究避世,参差多态的政治激流又泥沙俱下,使他们无法独善其身。

而且,众所周知,清末民初的“买办”绝不是一个正面的称谓。那个年代,矫枉过正和矫正过枉似为同一含义。幼稚的粗暴,简单的多数,极易使大众冲破理智的防线。时人憎恨洋人,替洋人办事的买办则被贴上“走狗”标签,姿态也被描述得尽显阿谀谄媚。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