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郑观应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凡用心经营的企业无不井井有条：利用招股、专利、人才激励等西方理念管理企业，颇具成效；集资合办耕植畜牧公司，采用西式机器，引领风尚。他一世又风平浪静，少有挫折，织布局案东窗事发，也有盛宣怀帮忙摆平。若非“太古事件”，他在商海定有更大作为。
离职太古洋行时，郑观应推荐杨佳轩继任总办。显然，他并不擅长识人用人。继任者经营能力低下，手脚还不干净，导致洋行损失惨重。洋人心绪难平，将担保人郑观应告上香港法庭。前后折腾数月，郑观应心力疲乏。他向盛宣怀写信诉苦，“年来命运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尔后，他躲进澳门大屋，过上半隐居生活，只有中途两次短暂复出。
纵览郑氏一生，虽不乏中饱私囊、拉帮结伙排挤同僚之行为，但绝对也算磊落大义。
他虽买办起家，但对洋人始终心怀敌对。就职太古时，他两次“犯上”。“庚申之变”中，他毫不避讳地设计抗英方略，强调“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葡萄牙洋行拐卖中国劳工，清政府与其对簿公堂。郑观应不惧压力，积极献策：“盖万国律法，未有不衷乎义、循乎理者，以义理折之，亦当无词以对，则其禁止亦不难。”清官员采纳建议，援引国际公法，苦力案中方胜诉，200余名华工得到解救。
他脾气犟倔，极富理想，与盛宣怀如影随形，可无时不抨击“官督商办”弊端。主张与盛宣怀完全背道而驰，却丝毫不影响双方关系。由此，郑与徐、唐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但经济管理学学得不错，社会关系学的成绩也同样优异。
他极力提倡以商兴国，冒社会风气之不韪，“开矿、造船、修筑铁路”，以此希望有生之年能见朝运逆转，国强民富。他呕心所着《救时揭要》、《盛世危言》，对实业报国娓娓道来，言辞恳切，一腔热血跃然纸上。中法战争，他自荐参战，条陈七条作战建议，自掏腰包租船运送军粮。生命后期，意欲隐身澳门，不问外事，可还是拖着老叟之身，复出管理广西左江道，这位年满61岁的书生商人，还亲自带兵剿灭土匪。
1911年2月，徐润逝世消息传至身在澳门的郑观应耳中。对于同乡兼同僚的死讯，他并未有过多言语。10年后，他也在澳门诀别人世。送别他的，只有几个郑氏后人。其中一位郑景康，日后会成为职业摄影师，他为毛泽东拍摄的标准像，将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之上。
中国商人历来讲究避世，参差多态的政治激流又泥沙俱下，使他们无法独善其身。
而且，众所周知，清末民初的“买办”绝不是一个正面的称谓。那个年代，矫枉过正和矫正过枉似为同一含义。幼稚的粗暴，简单的多数，极易使大众冲破理智的防线。时人憎恨洋人，替洋人办事的买办则被贴上“走狗”标签，姿态也被描述得尽显阿谀谄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