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连夜起草奏稿，向6岁的皇帝剖白，对资政院指控辩解。可惜，稿未竟，朝廷旨意到。八个字，触目惊心：革除职务，永不叙用。
两个月后，盛宣怀流亡日本。在他默默离去的时候，另一个流亡者刚刚归来，在南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欢呼与崇拜。此人叫孙中山。倘若盛宣怀记忆足够深刻，他应该记得，17年前，郑观应曾来信推举过这位少年得志的孙医士。
猛回头已是万年身，历史竟是如此的浪漫与轻佻。
联系到年初的豪情万丈，1911年的盛宣怀更像一首有头无尾的悲歌，初始绚烂至极，最后却草草收场，留下一个无限落寞的身影。势不可挡的过往在事后看来，恰似一场春梦，让人感觉意味深长。至此盛宣怀如史景迁《大汗之国》描述的那样：“往昔的失落令人黯然神伤。”而他一生掌控的企业也随权力斗争和改朝换代，烟消云散。
命运太难言说，许多事情从结局回望，当初的意气风发就越发让人感到苍凉。
1911年1月，距离昔日的中国首富伍秉鉴溘然长逝足足67年。在他死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历史一直不完整地演进，时势扑朔迷离，而类似于盛宣怀这样的后辈们则光华熠熠--纵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时间的侵蚀下被嚣尘吞没。
伍秉鉴与盛宣怀，当年的中国首富与后来的首富，有太多的巧合与偶然，他们的经历似与不似，时人看不通透，后人亦拼凑不齐，只有那些微妙的细节永远在暗处推波助澜。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纵横一千年》，统计出过去几个世纪世界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位中国人入选，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刘瑾、宋子文和伍秉鉴。6个人中，清朝占据其二，且唯独伍秉鉴看起来像个纯粹的商人。
事实上，登上首富的荣誉名单，商人伍秉鉴的发家杂糅着极强的政治因素。
清康熙一朝，帝国最高权力层暂时放宽海禁政策，广东政府招募并指定13家实力行商与外商贸易，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称为“广州十三行”。伍秉鉴（1769-1843）
其后，清朝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为通商港口。十三行间接受益，为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延绵百年，清朝政府所有关税收入中十三行上缴十成有四。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成为十三行行商老大，财源滚滚，富可倾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