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沿着小区的上坡行驶,车灯照亮了地上堆积多日的雪块,它们被烟尘熏得黑糊糊、脏兮兮的。黑色的雪堆闪着寒光,马路上融雪剂的盐渍花白如骨。
“我一定是疯了。”他说。
“疯了?”
“我是唯一一个有此怪病的人。没有其他人了。太疯狂了。”
“你没疯,”她说,“你只是病了。”
“嗯,脑子有毛病了。”
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和一个逻辑严密的人,他坚信惯例法和先例。但是,自己所遭受的痛苦既不存在于任何先例记载中,也不符合内科医生和临床研究者所公认的疾病特点:毒素、病原体、遗传性疾病。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没有证据、没有先例——专家们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说法。这只能证明,是精神疾病。
“我希望你能跟巴达塞里安医生联系一下。”她说。
他没有回答,他们在沉默中到了家门口。车库门打开,车慢慢驶入。她把车停好,打开车门。下车前,她转身看着他。他盯着挡风玻璃,望向窗外,泪水从脸庞滑落,掉在胡楂上。
“哦,亲爱的。”她说。
她转身,把手放在他胸前。她能感觉到他断续的呼吸,在吸气的时候,他抗拒抽泣,就像一个小男孩与瞌睡作斗争,胳膊扭不过大腿。他不喜欢哭,也很少哭,她也不由得哭了出来,好像自己还是个小女孩,表达同情心如同呼吸一样自然。
当晚,他们睡觉的时候,她提了个建议。她会根据天气情况穿衣,在他出走的时候跟着他,在他睡觉的时候看护他。为此,她必须辞职。如果他随时有可能走出家门,迷失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受冷、受惊,她又怎么能够安心工作?
“我知道你不想再戴手铐了,”她说,“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辞职。”
“我不想让你辞职。”他说。
上次复发的时候,他要求戴上手铐,而她只有辞职才能在家照顾他。结果,不知为何,他的症状消失了!她得到了解脱。她回想起那些残忍的日子,他被锁在卧室,就像坐牢。有一两次,她在送贝卡去上小提琴课的时候,已经喝了很多酒。她付出得太多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病也成了她的病。直到她出门工作,她才又找回自我。
“咱们家不需要我的那点儿工资糊口。”她说。
“但是你喜欢工作,这几年来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可你和贝卡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黑暗中,他又沉默了。惨白暗淡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卧室,他们的呼吸清晰可闻。他躺在被子上,她缩在被子里。“为什么我还是不太相信你的话呢?”
“因为对于你来说,工作就是你的全部生活。”
“这就是你的想法?”
又是一阵沉默。“听我说,”她说,“你需要人照顾,你出走的路程越来越远。”
她并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多想同意她的建议。他很害怕,他想被人保护。
“你要为此付出太多太多,”他说,“我不想像上次那样,我康复后回到公司,你却抑郁了。”
“我没有抑郁,只是重新找回自我有些困难。”
“你要付出的太多了。”他又说。
然后,她沉默了,因为她得到了解脱。
麦克·克洛尼斯来到蒂姆办公室门口。即便从远处,也能看出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在他身边,就像在一只突然起身直立的熊旁边。他的身形,是美国人吃玉米的奇迹。不管在走廊还是会议室,他都能呼风唤雨。而且,他还有欺负律师助理们的坏名声。
克洛尼斯是负责管理诉讼部门的合伙人,他当选此职务已经五年。他负责为其他合伙人分配新业务,制定部门发展决策,召开高层会议和诉讼委员会会议。他还是公司内部的“主管”。泰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相互间不存在高低等级,但是,作为管理合伙人,他有义务管理一些关乎公司大局的事,“在吗?”他敲门。
“嘿,嘿。”蒂姆说。
克洛尼斯进门,坐在他对面。随后,飘来一阵剃须水的味道,掩盖了所有痕迹和瑕疵。“我就直说了,霍布斯打过电话,他很不高兴。”
“他给你打电话?”
“你昨天失约,没跟他会面。”
“没有,没有,我跟皮特请过假,皮特应该见过他了。皮特去哪儿了?”
“告诉我,蒂姆。”
“什么?”
“谁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合伙人?是皮特吗?”
“麦克,到底是谁负责这个案子?如果我说让皮特去谈……”
“你的案子,你的。但是,当我接到电话——我——客户的电话。”
“如果是我负责的话,我可以亲自去见他,也可以让皮特去见他。”
克洛尼斯迅速揉了揉鼻子,将手放在腿上。他重新坐回椅子。片刻沉默。
在公司里,克洛尼斯最出名的传奇是曾经为一天计费二十七小时。这是只有叠加时区才可能发生的事。克洛尼斯连续工作二十四小时,然后坐飞机去旧金山,继续按照美国西海岸的时间工作。在填写当周的工作时间时,他顺理成章地将加班时间算上,尽管完全违背自然常理。蒂姆很想纵身跳过桌子,吃掉他那颗幸运、健康的心。“那倒霉的人需要一个保姆。”他说,打破沉默。
“那倒霉的人需要被判无罪释放。”克洛尼斯说。
“这就是我没去见他的原因。为什么我一直努力工作?那种见面根本就是浪费时间。麦克,我很尊重你,但你还是别管了,我能应付自己的客户。”
“你知道他对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还需要你提醒吗?”
“也就是说,你没去见他,而是一直专注于研究这案子?”
“别管了,麦克。”
两人沉默,相视片刻。然后克洛尼斯转移视线,看到墙角放的背包,“那是干吗?”
“什么?”
克洛尼斯用下巴示意:“那个背包。”
“没什么,就是个背包。”
“我是不是见过你背着它在走廊里溜达?”
那一瞬间,他几欲将自己的情形和盘托出。给麦克看《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文章,跟他讲自己如何跟“懒惰”这一误解作斗争。最后,再告诉他,医生们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生理问题,还是精神疾病。我完全诚实,麦克也会给予从未表现出的同情心,因为大家都是随时会生病会死去的凡人。“好吧,好吧,”他说,“我跟你说,”他顿了顿,“我们有个坏消息。”
“什么叫‘我们’?”
他深吸了口气,说:“珍妮的癌症复发了。”
克洛尼斯的态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上半身前倾,两手拱起,好像在祈祷,眼睛直盯着蒂姆。然后,他适时地表现出满面忧伤,紧皱眉头。“真糟糕。”他说。
“嗯。”
“确实是坏消息。”
他们再次沉默,表示敬意。
“公司能做些什么?”
这正是他想听到的。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就让我处理好自己的案子。”
克洛尼斯摊开双手,“你的案子。”他说。
很快,他走了。蒂姆意识到,就算珍妮癌症复发,也不能解释自己为何要背着背包在公司出入。像克洛尼斯这样有精明律师头脑的人,应该能够看出这一点。也许这会儿,他早已看穿。他编造的故事结构松散。之前,克洛尼斯只听到了“癌症”一词,忽略了其他内容。这就是那些“被世人熟知”的致命疾病的令人羡慕的、不幸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