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希望的热土(2)

一连串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新中国不仅患着严重的“贫血症”,而且“肢体偏瘫”的危险日益逼近。当时,90% 以上的石油产量和60%以上的石油加工能力集中在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省区,而90% 的石油消费却在千里之外的东部发达地区,不但是远水不解近渴,而且还是杯水车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预测的石油需求量将超过每年500 万吨,西北各油田实际供给能力仅是这个数值的40%,需求与自给的矛盾还有逐步加剧的趋势。

石油严重短缺并且偏依西北一隅的严重局面,让党中央、毛主席焦虑得寝食难安!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石油工业必须迎接挑战,快速发展,短期内必须有大的突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独立自主地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

地球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已经存在了40 多亿年,从地壳生成到人类的进化是漫长而又遥远的历程。虽然人们在两千多年前就发现了石油,但是真正认识到它的使用价值还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启蒙。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以石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发明以后,人类迅速地实现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梦想,汽车、潜艇、飞机……乃至手表那样小巧玲珑的日常用品,都与石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石油作为目前还无法替代的能源被视为“工业的血液”,社会的运转、人们的生活一天也离不开它。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实力是否雄厚,往往要看它拥有的石油储量和消费水平,正如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所阐述的那样:“近50 年来,世界上惊人的经济成就,都是沿着一条迅速上升的直线前进的──这条直线就是石油消耗。”

正是因为如此,石油的勘探和开发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争先恐后发展的热点。20 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一种商品像石油这样与政治、经济、军事结合得如此紧密,由此而引发的战争,至今也没有间断。西方的某些预言家曾经对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做过这样的估计:由于缺乏足够的燃料,哪怕是打一场防御性的战争也坚持不了几个星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石油啊,石油,对刚刚升起五星红旗,还没有强大起来的中国,的的确确成了生死攸关的命脉!

面对黑云压城之势,端坐在中南海居仁堂会议室里的邓小平总书记目光如炬,心急如焚,表面上却是神态自若,不断用他那铿锵有力的四川乡音以插话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听说你们石油工业有搞人造油和搞天然油的讨论,石油工业怎样发展,我看人造油是要搞的,并且下决心搞,但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当然要靠天然油。”

小平同志的话一语破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开发天然石油,前提是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地质勘探,偌大的中国高天厚土之下到底有没有石油?

蕴藏在哪里?现有的人员装备和技术水平能否大干快上,在短期内打开新的局面?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在心中筹划着如何回答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议题。

钟表上的时针指向了中午12 点,小平同志似乎是有意给与会者一个深刻思考的机会,他说;“好吧,今天先谈到这里,明天上午我继续听你们的汇报。”随后小平同志和来开会的人一一握手道别。那一时刻与会者心奠基石里像塞着一团麻,又像燃烧着一团火,压力与信心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

松辽盆地大有希望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石油问题,向当时的地质部长李四光先生做过咨询。李四光在研究了新华夏系沉降带的地质特征之后,明确指出在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内,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最有可能找到大的石油富集区。老一辈的地质专家黄汲清、谢家荣、翁文波等人,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就提出了陆相沉积地层可以生成石油的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编制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的时候,他们以赤诚的爱国热忱和渊博的专业知识,批驳了少数西方地质权威散布的中国贫油的谬论,满怀信心地在东北、华北、江汉等处未勘探过的沉积盆地上,涂抹了一片代表石油勘探远景的鲜红色。

1955 年1 月,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将松辽盆地找油踏查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同时做出了相应部署。当年7月,派出了以东北地质局总地质师韩景行为首的6 人小组,带着野外地质工作者必备的三件宝:铁锤、罗盘和放大镜,踏上艰辛的找油之路。8月中旬,这6 位年龄不足30 岁的年轻人,以松花江上游的吉林市哈达湾为起点,乘坐从老百姓那里租来两条拼合在一起的渔船,沿江顺流而下,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松辽盆地最早的地质普查工作。两条小木船既不挡风,又不遮雨,活动空间仅有几平方米,七八个大活人在里面像囚笼一样,其艰苦之状可想而知。白天以舟代步寻找岩石露头,晚上燃起一盏渔火整理资料,饿了钓几尾鲜鱼改善生活,闷了迎着习习的江风饱览一番山光水色,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豪情满怀,干劲十足。历时一个多月,完成了松辽盆地中部的勘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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