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坚持十年拍电影是因为我在西藏的死亡体验
我做事情不喜欢半途而废，做一件事情就要想办法把它给完成。后来有很多媒体问这个问题，从1997年拍摄，做完花十年的时间，怎么可能坚持得下来呢？这跟自己的人生感觉，某种自己生命的体验和经历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人活在世上的时间非常有限，而且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真正能够活多长，能够做多少事情，充满意外性。这种感觉来自我的一个经历。1985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做导演，第一次去西藏拍片，我发烧了，当时去了最好的医院——西藏军区医院，医生就给我注射。我浑身发抖，我曾听说过有一种病叫打摆子，我说我是不是打摆子，医生就蒙我说是。接着我就昏过去了，完全不省人事。后来我知道，那是完全休克，而且一下子瞳孔放大，完全在死亡的边缘，医生马上抢救，然后院长他们都过来了。就在他们抢救我的时候，我忽然间一下子看到了我自己躺在病床上，周围人在抢救，就是我从空中一下子看到这个情景，然后我浮在空中的时候，一点不难受，非常舒服，周围的空间全都是一种很柔和的光的流体，一种橙黄、洁白的光的流体，极其舒服。后来我听说一种西藏密宗的说法，这是一种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境界，是母体光明，就像回到了娘胎一样，是液体漂浮的感觉，充满了一种光，很柔和，进入那种状态里去了，然后就那样看着医生在抢救我的躯体，20分钟，一种完全灵魂脱体的状态。
直到后来，我听到一个医生的声音，问我要不要水，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又回去了，就救过来了。医生说很多像我一样危险的人抢救不过来，都死掉了。
那时候我是22岁，我21岁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觉得自己随时都会面对死亡，自己忽然间就会消失了。这给我后来的经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尽可能做好眼前的事情，不要让自己等待下一次机会，因为你可能没有下一次机会。每一部电影我都在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部电影。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要半途而废，很多东西，既然开始了，就要把它做好。
《靖国神社》的拍摄，也遭遇过很多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拍这部电影，没有那个必要，也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必须做其他的工作。在这期间，我也没有放弃拍其他的电影，我同时在拍。我的第一部影片1999年的时候做了出来，也和生与死的问题有关系。那次在西藏的经历，很自然导致我对生与死、灵魂问题感兴趣，我拍一个孤独的中国老人在东京怎么面对死亡的故事。说起来，靖国神社也是一个关于灵魂问题的电影（靖国神社有240多万的灵魂），也是生死问题，它是一个灵魂的空间。西藏的经历对我后来一直有冥冥中的一种影响，第一部电影就是生与死的电影，关注一个飘离在国家之外的个体灵魂，同时关注另外一种集团性国家性的灵魂空间，那就是靖国神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