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在人力部署上不受任何局限。但他们训练部队和提供武器装备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们拥有的武器装备即便不属于古代，也是属于中世纪的，却并不比官军的装备差。太平军能够掌控大部队的纪律，他们这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了清廷。离开广西之后，他们的纪律有所松散，在扩军过程中，随军离开永安的每个士兵都当上了军官，他们的人数约为1.2万人。其中许多人其实并不适合于担负更高的职责。
太平军的北伐再次暴露了满人的军事无能。直隶省部署了大约14万名满洲旗人和4.9万名汉人正规军来保卫京城，而在太平军经过的河南、山东和山西省，理论上还有6.2万名汉人正规军。皇帝还命令蒙古郡王僧格林沁带领他的武士们从蒙古赶来保卫首都。据说就是此人把太平军阻遏在距离北京300里之内的地方。太平军得到了南京方面的至少一次［8］增援，但是长征带来的消耗以及官军的不断拦截，自然形成很大的阻力。他们在华北似乎未能如同在南方和长江流域那样补充新鲜血液。
1853年年底，北伐军仍然在天津以南坚守阵地；新从南京派出的部队实际上已经跨越了整个安徽，武昌以下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再次被太平军占领，江西的大片土地也落到了他们手中，他们正在围攻江西省会南昌。在整个1853年，官军没有打一场胜仗，只是设法困死已经精疲力竭的太平军北伐部队。财政上的混乱和损失，规模不下于军事上的溃败。
自从清廷在军力、调度和财政上破产之后，各省只能各尽所能联起手来，达成一定程度的协调，力图挽回时局。在多数情况下，最初的打击对于他们总是过于沉重，使他们一时措手无策。不过，湖南的局面却是明显不同。该省的政府和人民迅速组织起来，决心力挽狂澜，用自己的力量和示范来挽救朝廷。
当太平军进入湖南时，他们在蓑衣渡遭到江忠源指挥的两千名民团的沉重打击。这支民团后来为长沙的解围贡献甚大。江忠源得出一个结论：民团相对于正规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他的看法使省级当局受到启发，最终也点醒了朝廷：若想恢复秩序，还得依靠正规军和满洲旗人以外的力量。太平军离开了湖南，但他们在这个省份唤起了盗抢之风，该省的每一个地区几乎都发生了暴动。江忠源这支小小的民团部队为镇压盗抢立下赫赫战功。省政府组建了另一些部队，在省内较为重要的中心地区逐步控制了局面。
此时曾国藩住在位于湖南中部湘乡的家中为母亲守哀。他已经建立了学术上的声望，并且在北京的部级机关获得了不少为官的经验，在首都声誉极佳。他毫无军事素养和军事经验，但这在京城对他并无不妥，因为他是一名翰林学者。可是到了1852年底，湖南巡抚接到一道北京来的命令，通知他：在籍侍郎曾国藩赋闲在家，皇帝指示他协助招募和组织湖南的志愿者从军。［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