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北京教了几个月书，然后返回湖南，取道南京，拜访朋友陶澍总督。陶总督对左宗棠似乎爱之甚切，在访问期间，他提议两家定亲，请左宗棠把大女儿许配给他当时还只有5岁的独子。这件事顺利地确定下来。陶总督在2年后去世。他临死前做了安排，请左宗棠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于是左宗棠肩负起教育未来女婿的责任。
与此同时，左宗棠开始对农业产生兴趣，全心研究耕作，尽管脚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尺寸之地。前些年他曾关心父亲留给他长兄之子的那个小农庄。他撰写了一本有关耕作的小册子。同时他继续研究地理学。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方面的兴趣绝没有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很少超越天朝的疆域。对于左宗棠那一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就是与之有关的整个世界。但他彻底研究了自己的祖国，对山川、关隘、道路和距离等做了大量的注解，装订成好几卷手稿。他把这些注解编入一本描绘中国的著作。他在写作时似乎根本未曾考虑著作的出版，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把他审读过的大量资料有序编排。《年谱》作者说，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骄傲自负的性格，极大地妨碍了他所遇见的许多人成为他的朋友。他下定决心弥补这个缺陷，特别注意待人和善友好。不过，他的这番努力，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成果。［4］
29岁那年，他成为忘年交陶澍之子的教师。他迁居湖南中部安化的陶家，在那里持续生活了8年。这对他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陶家殷实，有证据表明，他得到了一份非常优厚的酬劳。从这时起，左宗棠不再为穷困的幽灵所缠绕，而且不再依赖于妻家。陶总督身后留下了大量藏书，其中有一部乾隆治下制作的大型地图集，还有几大册笔记，是他毕生非凡努力的历史记载。左宗棠非常用心地浏览研究这些笔记，从中获取了许多智慧和经验。
陶澍的一个女儿嫁给了胡林翼。此人在官场上地位不低，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获得了很大的声望。他具有非同凡响的才干，得到皇帝的倚重，又是大总督曾国藩最亲密的朋友与智囊。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岁，第一次见面就成为至交。在左宗棠等待机会踏入仕途的漫长岁月里，此人的友谊对他意义重大。尽管他决定不再参加考试，但希望仍然徘徊未去。
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此时正在进行，左宗棠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每当听说他那些组织涣散、准备不足的同胞被少数英国人击败，他的屈辱感就增添一分。他给朋友、给他认识的少数官员写了很多信，提出如何赢得战争的建议。他写信给一位监察御史，请求对方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作为备忘录提呈皇帝。他在这封信中说："谓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5］当听说英国人已经侵占香港，他写下４首诗以表达愤懑；当听说和约最终签订，他心灰意冷，很想到山中隐居，度过余生。道家学说对中国人总是具有号召力，不管他们如何沉迷于儒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