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十有八九会引起蒋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黄了。作为长期在国民党中枢和蒋介石身边周旋的高级谋士兼政客王世杰，对蒋的秉性脾气与好恶是深有了解的，蒋对黄炎培等策士几年来的吵吵嚷嚷大为头疼兼深恶痛绝，激愤时曾几次当着谋僚的面破口大骂黄氏不仁不义，属于见风使舵、骑墙卖笑之辈。此种发泄甚至责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15] 1940年9月6日记：“王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应为黄)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记：黄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记：黄炎培等“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尽管当时的王世杰没有看到蒋介石日记内容，但从平时的言行举止和察言观色中，完全可知蒋对黄氏等一群“骑墙”策士的厌恶态度。因而，当王世杰接到这份策士们弄出的合纵连横的三条方案后，当头棒喝道：“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16]
众策士一听，顿感灰心，如惹得介公为此拂怒，这还了得？遂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觉得事情仍有可为，遂施展钩钳之术捭阖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17]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众位参政员决定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面谒蒋介石，并推举时年73岁高龄的国民党老牌党员褚辅成代表报告。
老褚年轻时候曾是大清朝的监生出身，留学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领导起义，一度出任众议院副议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高官，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杰的棒喝使其丧失了底气。见到蒋时，年老体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错了事一样，谈话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说了原定的前两条，最后一条方案憋在肚中与残存的饺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焖了好一会儿，始终未能端上台面。面对老褚畏头缩脑的表现，同来的几位策士震于蒋的声威，只能面面相视，未敢上前言及，场面颇为尴尬。
想不到此时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眼看预定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强硬反对，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机跳将出来说三道四、煽风点火，向自己施气撒娇，不时闹点小别扭，或干脆兴风作浪，弄得自己心烦意乱又一时无可奈何。如今有这么一帮热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动找上门来，要做“中间人”或马前卒，为国民大会的召开清除障碍、扫清道路，此举正合“朕意”。于是，蒋不动声色地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道：“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18]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遂当场慨允。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时，蒋介石又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19]众人见状，受宠若惊，各自瞪着直勾勾的眼睛，伸着舌头悄然退出。
回到参政会的七参政员如得上方宝剑，在谒蒋时勾头搭背、战战兢兢的颓丧畏缩模样尽扫而光，一个个精神焕发，豪情万丈，议论不止，说到激动处，一个个面红耳赤并有热泪盈珠者。身穿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老褚也被蒋介石刚才的语言深深打动，哆嗦着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 [20]延安之行就此决定，众皆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