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员在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一、国共问题日益严重化。
二、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设法保守势力挣扎；但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 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共产党在华中、华南必归失败，但在华北、东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产党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国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党派本身力量不足与国民党相抗衡，欲利用共产党之声势以自抬身价，故无形中各党派已成为共产党之尾巴！[10]
尽管以上内容是唐纵私人日记所载，属于隐秘的内心独白，但除第三条蒋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认识，或过于自信而不以为然外，其他诸条的思想观点与蒋介石的言论基本相同、相通。正因为蒋介石对时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认识并展现出强硬态度，中共领导层才认为国共商谈已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这个时候对夹在中间的党派来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中斡旋，而自己的身价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国共双方又甩手反目，更体现出第三党的身价之轻，必须想法再找些理由转起来。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结力量共同上阵展开攻略。经过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腾，终于得到蒋介石在“转圜”方面的默许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黄炎培等参政员与延安方面的直接沟通与访问。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草拟了一份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仁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11]
6月6日，电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人。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几位策士们的来电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然后于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勉强提起兴致，联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让其转告参政会并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并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加，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12]等。
三天后，此电由孙科转交给黄炎培、冷遹等人，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13]
毛泽东 周恩来 已巧
以上电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对此事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这是因为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14]。对于这样的代表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或者以国民政府观察团的名义自居，在政治事务上对延安不识时务地指手画脚，甚至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讨厌的妄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电文先是绵里藏针地指责一番国民党当局的不是，接着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延安方面当“乐于商谈”并请亲临“赐教”。如果不围绕这一主题，或搞什么小动作，甚至与共产党耍布袋戏，对不起，你们就在重庆那花花世界里待着，不要跑到陕北这条山沟里来扬风扎猛地瞎折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