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4日，李约瑟在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讲演会上说道：“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
又说：“我原配妻子多萝西?玛丽?莫伊尔?尼达姆（南按：李大斐），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曾维才、曹永刚译，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按计划共有七卷，前三卷 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个分册、第六卷3个分册和第七卷一个分册。由于写作计划在进行中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
1981年9 月23 日，李约瑟于上海所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中，在感念王铃的同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在1957年王铃离开剑桥去澳大利亚时，《中国科学技术史》 的第一、二卷业已出版。我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值得称道的。当时他们接受的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务，知道这部书至少得出七卷，谁知以后竟要出到二十册之多。当时我作为汉学家，也完全默默无闻；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然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却具有远见卓识，认为我们的编写计划应当得到支持，而且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又说：“王静宁去澳大利亚后，我说服了今天在座的鲁桂珍来代替他作为我的助手。当时她已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了九年。九年的暌违，使她不太愿意再回到实验室去搞营养科学和生物科学了。我就劝她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我劝说她来到剑桥，全力投入我们的编写计划，甘苦与共。现在，她是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副馆长。”
[37]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李约瑟著，王冰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38] 在中国，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受到特殊重视。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把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出版，中科院即组织力量着手翻译，因“文革”爆发，此项工作未能顺利实现，一直到1975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分为七册出版了原著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译本。在此前后，台湾方面在陈立夫主持下也组织翻译并陆续出版了第一卷至第四卷以及第五卷二、三两册的中译本，共14册。1986年12月，由中国科学院与有关部门组织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主任，一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拟。所出各卷书目如下：
第一卷 导论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4
第二卷 科学思想史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6
第三卷 数学、天学和地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9
第四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 物理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罗宾逊（K．G．Robinson）部分特别贡献；1962
第二分册 机械工程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