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李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目前）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35]
尽管李约瑟有些话没有说，也可能在与中国官员、学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入乡随俗”地应用了一些“世故的说法”。但他在扬子江头的李庄古镇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甚至王铃等年轻学者的讨论中，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料的认知与推测，坚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之后，中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越来越僵死的体制下，却又暗伏着一股人民大众不断发明创造的潜流，即是在最严酷的冰冻时期，这股潜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珍贵资料，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对这些纷乱杂陈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现代学者，就需要进行严谨的鉴别、研究，从中抽释出真正属于“现代科学”的物质精神财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注意，并使这些资料转化为真正现代科学的酵母和新动力。就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约瑟本身的收获而言，令后来的研究者几乎达成共识的是，如果李氏在这次访华使命中，没有得到蜗居在李庄的学者们启发和鼎力帮助,他所主持的闻名于世的具有划时代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厦的构建，或许还要推迟若干个年头。
许多年后的1981年9 月23 日，当李约瑟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并在上海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时，不无感慨地道：“说到‘缘起’，就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九年，协助我工作。”[36]对于从李庄山坳里走出、曾协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铃在剑桥的经历，李约瑟同样公开承认并坦诚地作了如下评价：“首先，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他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37]
李约瑟此说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说没有王铃就没有李约瑟日后辉煌的成就和不朽的声名，但此成就要推迟若干个时日当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对王铃这位长期合作者，李约瑟一直念念不忘，并从内心深处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铃去世。[38]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李约瑟同样没有忘掉给予自己重大帮助和支持的黄宗兴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终老中国本土的知名学者叶企孙、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当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完稿之际，李约瑟在“作者的话”中，特别提及43年前那个夏日在李庄板栗坳会见史语所人员的经历，并饱蘸感情地说道：“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时我们还没有《武经总要》一书……与火箭装置无二的火药发动机和蒸汽机，是从欧洲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思想产物，但所有在这之前长达八个世纪的先期发展都一直是中国人完成的。”[39]或许出于一种感恩，当这一卷大书出版时，扉页上用不同的黑体字码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