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李约瑟的到来，形同陌路且于对方心怀耿耿的陶、傅二人，又暂时摈弃前嫌，双手握到了一起。
关于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记录，只是后来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信中称：“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31]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32]
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33]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徽因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只是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这个插曲或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李约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演讲完毕，又与傅斯年等学者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自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氏在强调了中国的气候、地理环境、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原因与欧洲不同外，特别对中国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正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扼制了现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34]在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区别时，李约瑟说：“我自己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但现在欧洲大部分人相信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处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并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沿着这条据说是万无一失的路，就能够走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中国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国过去伟大的科学技术曾给整个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现在的的确确是衰落了，这个民族正处于封建的农业文化之中，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面对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听着对方这番宏论，越听越感到憋气与恼火，突然跳起来大声道：“他妈的，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
傅氏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但又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凉，尤其结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国难家愁，更感苦痛，气氛高昂的讨论场面骤然而降。李约瑟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学者们特别是“大学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尴尬地咧着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氏在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中，再也不敢妄加评论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说中国人要“面对世界”了。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不断了解，聪明过人的李约瑟决定入乡随俗，按中国人思维逻辑为人处世，并多次入山学道，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后的日子，无论与学者还是官僚打交道，皆谨小慎微地向外喷吐令对方欢喜的呈莲花状光彩的言辞，以博取“他人高兴我高兴”的大团圆气氛。
李约瑟的中途转圜，令中国官僚与学者很感受用。按照“有来无往非礼也”的惯例，甚觉对方给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国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灏、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学者，又回过头对既“了解我们”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约瑟不遗余力地鼓吹起来，直至把对方吹到看不见的云空，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翻起跟头。而这个时候，在中国千万官僚和学者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李氏后来在谈到毛子水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时，对毛氏肯定李约瑟所说的两件事：“(一)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二）如果中国以往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等观点，皆不以为然。李济说：“我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的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捡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如何，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是不好听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