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是这样炼成的
曾国藩的家族为他衣锦还乡而狂欢的时候，也许没有发现他的内心深处正在悄悄发生一种深刻的变化。这个功成名就的湘乡青年，并未陶醉于人生得意的风光时刻，而是竭力地寻求冷静和淡定。他在踏上仕途的同时，为自己开启了一个以读书为基础的自我修炼课程。尽管这种修炼在形式上与出家人的做法有很大出入，但其实质上都是为了修心养性，遵循清规戒律，追求做人的某种超脱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修炼，其核心是严格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具有相当大的私密性，所以他经常撰写一些不会示人的论文。
曾国藩衣锦还乡之后，在家乡待了一年多时间。为了对自我改造的过程有迹可循，他开始书写日记，逐日记注所行之事和所读之书，名曰《过隙影》。他从道光十八年（1838）四月开始游历湘南，或许是为了到大自然里寻求适合内省的环境。仕途上的成功鼓舞了这位年轻士子的进取之心，在湘南的山水之间，他立下一个宏愿，要成为一名鸿儒，一代哲圣。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曾国藩回到了京城。四月十七日散馆，考取二等第十九名，引见皇上，授职检讨。
大约在七千英国官兵侵占浙江定海的时候，曾国藩在北京大病一场，差一点丢了性命。亏得同寓的湘潭人欧阳兆熊护持，六安人吴廷栋为之诊治，病情渐减，能够喝粥了。这场病耗去了他两个月的时间。朝廷派他担任顺天乡试的磨勘官（考卷复审官）。
在鸦片战争的硝烟里，曾国藩的目光始终追随着理学的光芒，热衷于自我的完善。对于一名年轻的京官而言，在国家遭受外侮的形势下，一味地扪心问学，琢磨做人之道，很有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
第二年，鸦片战争还在继续，国难进一步加深，而曾国藩的理学修养又上了一层楼。此年七月，善化人唐鉴从江宁布政使任上奉调进京，出任太常寺卿。曾国藩慕名拜访，跟随他讲求为学之方。这时他的治学方向出现了分歧，也许社会的现实对他有所触动。他开始从历史上寻找借鉴，访求经世之学。但另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写诗作文。
但是唐鉴的指导把曾国藩推向了一个斜面，为他的自我修养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位理学大师鼓励曾国藩专攻义理之学。曾国藩天天捧读朱熹的著作，在宋代儒学上狠下工夫。
此年十月，他出任国史馆协修官。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更加致力于程朱之学，同道中人有蒙古人倭仁、六安人吴廷栋、昆明人何桂珍、仁和人邵懿辰等，大家往复讨论，互相勉励。
曾国藩专攻理学，对他而言是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他要迈过的门槛太高，因为从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士子，不但有年轻人的通病，而且比一般人病得更重。
曾国藩身上的毛病实在太多了。好色，吸烟成瘾，爱睡懒觉，起居懒散，心浮气躁，争强好胜，爱交际，打牌下棋，饮酒喝茶，言不由衷，等等。他意识到，如果放任自身，按照理学的标准，他就会一无是处。因此他喊出了一句极端的口号：不为圣贤，即为禽兽。此话令别人颇难理解，对他本人却很贴切。
曾国藩骨子里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男人，可是为了至高无上的理学，他只得时刻跟自己过不去。夫妻性生活，若有忘情之时，超出了规范，他便谴责自己“房闼大不敬”。朋友娶了小老婆，他缠着朋友把那女子叫出来一见，事后懊悔，责怪自己“狎亵大不敬”。听别人谈说美女，心中便生羡艳，他咒骂自己“真禽兽矣”。与人交往，有了过节，心中愤愤不平，甚至肆口谩骂，他叹息自己与禽兽无异。朋友聚会，他的眼光老是瞟向美女，见了朋友女眷竟出语调侃，他觉得自己“直不是人”。下围棋赢了，便扬扬自得，“可鄙可丑”。户外刮大风，还无法静心在家读书，又出去串门，回到家里，又哀叹自己无可救药。
在曾国藩的时代，无人敢于倡导人欲的横流与个性的张扬，曾国藩随便照一照镜子，就能看到自己身上有一大堆毛病。也许正因为毛病太多，他意识到自己更要效法圣贤，愿意比旁人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他在日记中载明自己的过失，痛心疾首地反省，力求改过。他每天对自己的言行必有记录，成为必不可少的日课。每月作诗、写古文若干篇，这是月课。课程共有十二条，条条都是针对自己的毛病。第一要主敬，克服轻佻；第二要静坐，避免串门；第三要早起，整治贪睡；第四要读书不二，以免学习不专心；第五要读史，为自己寻找借鉴；第六要谨言，收敛夸夸其谈；第七要养气，打消心浮气躁；第八要保身，杜绝作息不定和有害健康的习惯；第九要日知所亡，为自己敲响警钟；第十要无忘所能，激励自身；第十一要作字，锻炼恒心；第十二要夜不出门，自绝于夜色中的诱惑。
曾国藩不仅时刻检点自己的言行，也看不惯别人的毛病。他好为人师，随时随地劝诫，与人共勉。
曾国藩身在京师，身边的士大夫几乎没有不吸烟的，除了水烟与旱烟，还有所谓的“潮鼻大”三种。潮，是指潮州烟；鼻，是指用鼻子吸的烟；大，则是指鸦片。
有一天，曾国藩家乡的总角之交李广文前来做客。曾国藩知道他吸鸦片，便对他加以规劝。
李广文说：“我吸的烟只有一种，曾公则水旱潮鼻四者都吸，那又是为什么？”
曾国藩一听，冷汗直冒，当即正色说道：“从今天起，请你戒掉那一种，我戒掉我这四种，行不行？”
李广文告别而去。后来曾国藩出山办理军务，屡次邀请李广文前来幕府，好不容易请来了，问他为什么总不露面，李广文惭愧地说：“自从与曾公约定，听说曾公早已戒了，而我仍然没有戒掉，所以不好意思来见曾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