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说：“我没文化，不会写。”那人从袋子里掏出几十份打印好的材料交给他说：“你放心，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按照我给你的名单和地址分别寄出去就行了。”包工头讨账心切，二话没说就照办了。没过多久，果然有了动静，上级诸多领导不明真相，提起笔就批：“请调查核实。”查来查去，违规批项目的事情没查出来，他讨账的目的倒是达到了。景区不愿意因为这件事被人利用而坏了我的前程，只好让了一大步，把剩余的款项全部结算给了他。事后那位包工头找上门来向我道歉，我原谅了他。尽管这种讨账的方式很阴暗，但也透视出普通老百姓讨薪的无奈。
最后是靠部门养活。财政不给钱，工资又很低，车轮子还要转，应酬不可少，怎么办？只能找乡镇党委书记、局长化缘。乡镇党委书记和政府工作部门的局长们成了副市长们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在江南，没有哪一个副市长敢得罪这些书记和局长们，他们手上有“选票”，有“钞票”，这两样对副市长们而言一样都不能少。为了位置和车轮子，副市长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和书记局长们打成一片拉关系，在现实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很无奈地接受书记、局长们的“绑架”，心不甘情不愿地沦为他们的权力工具和保护伞。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副市长明知所分管的部门要求不合理、甚至违规违纪，还要为他们极力争取、甚至助纣为虐的真实原因，诸如“某县政府发文推销烟酒”等许多荒唐的决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书记局长权力那么大，他们为什么还要钻山打洞想当副市长呢？”原因有两个，一是面子问题，毕竟是县级领导，红漆马桶外面光。二是梯子问题，要想获得更高的职位，副市长是必不可少的台阶。
这让我想起明清时期的官僚体制，朝廷对官员实行的是低薪养廉制度，每年发放给官员的俸禄少得可怜。这种制度并不合理。官员也是人，一大家人要吃饭，朝廷的面子要顾，人在官场还得讲排场，八抬大轿、书童、家丁哪样可以少得？少不得得有钱呀，像我们当副市长的都有个面子，谁不想坐好一点的车？要面子可以啊，政府补贴你五万元，不足部分自筹去吧。我很佩服古人，阿谀奉承的人一顿绞尽脑汁，就发明了“炭贡”和“冰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取暖费”和“空调降温费”。贡了“炭”，贡了“冰”，贡点“钱” 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常态，买官卖官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江南，副市长来了客人带乡镇书记、局长或老板买单早已成为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我最怕同学和朋友们到江南来看我，一来一大群，要吃要喝要住要玩。我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喊人来买单，只好自己打脱牙齿和血吞。后来实在不堪重负，我只得在同学朋友们中间广而告之，我没有接待经费，如果要来，请自带干粮。同学、朋友们理解了我，很少再来打搅我，即便到了江南，都是别人买单喊我去作陪。
在江南，副市长的窘境只要是在机关里混过的人几乎人尽皆知。这就给某些喜欢卖乖的人留下了空间。经常会碰到不属于你分管线上的负责人，见了你的面想讨好你又找不到其他的话说，一般会很客气地来一句：“您来了客或者不方便处理的费用和我说一声。”态度似乎很诚恳，诚恳得足以让你感动。但可千万不能太当真。客套话等同于谎言，当不得真，当了真，说明你很天真。在离开江南之前，我就曾经天真了一回。“炮轰高房价”之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闲聊中他对我说江南还有个熟人，前些年为江南劳动部门做正面报道时是此人接待的，后来成了朋友。
我说：“那局长我熟，一碰到我就对我说来了客尽管找他买单。干脆我打电话给他让他来陪你？”那位记者没有推辞。我很快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打点滴，感冒了，晚上他请那位记者吃饭。到了下午五点半，还不见他来电话，我对那位记者说，靠不住，不等他算了，还是我来安排。那位记者没说什么，随我下楼。巧的是，在政府办公楼大厅与那位局长碰了个正着。我对他说：“你老朋友来了，怎么安排？”那位局长心猿意马，回答：“市长全权安排，到时候把发票给我报就是了！”一句话让我窘得无处藏身。我火冒三丈，吼道：“你扯淡，我拿发票给你报？”那位局长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灰溜溜地离去了。他逃避了，却把所有的屈辱全部抛给了我……
还有比这更屈辱的事情。
由于副市长们经费奇缺，所以大多数人把经费卡得很死。例如，油卡由自己掌握、自己找地方定点维修汽车等等。这样一来，断了司机的财路。在江南，领导与司机关系紧张是普遍现象，经常发生司机放领导鸽子的事情。有一个常委带着机关一帮科长们考察，车过高速公路收费卡子时，常委心想，有这么多科长在车上还用得着我买票？没想到科长们也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好不容易可以揩机关一回油，让常委买单。”于是按兵不动。司机则想，常委、科长都在车上，让他们去买，免得报账的时候啰哩八嗦，于是也坐着不动。结果，都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全坐着不动，把收费站足足堵了十几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