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房间里住着十个大点儿的男孩子，每两个人合用一张双人床（两个女孩子，央阿尼和普瑞娅与厨师迪迪--巴格瓦蒂一起住在楼下）。一进门，我就看到法理德正在几张床之间窜来窜去，刚刚摁下这边一对儿，那边又跳起来了，简直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打鼹鼠游戏的场景。当孩子们看到我，全体跳起来，像我第一天来时教他们的那样冲我大吼："康纳！"我协助法理德再把他们一对儿对儿安置好。他们躺在毛毯下，互相拥抱着取暖。孩子们的房间是晚上八点钟准时熄灯。进入梦乡前，我听到他们还在小声地嘀嘀咕咕。整栋房子迎来了一天中的第一段安静时光。每天晚上安顿好孩子们，志愿者们会聚集到起居室里休息一下，喝喝茶，聊聊孩子们白天发生的故事。
常常听到周围的爸爸妈妈们谈论自己的孩子。即便是一些看上去鸡毛蒜皮般的小事，当父母的也会开心地大笑。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在孤儿院的那些夜晚，也开始慢慢理解做父母的心情。那时，我们总是聚在一起兴高采烈地历数某个孩子今天做了什么趣事，他们如何有先见之明，以及他们如何能够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日子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是那么的不同，每天又是那么的相同。
十二月初的一个夜里，我被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惊醒。声音是从孩子们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我打开放在床头附近的手电筒，把光线调成强光，跑进房间逐床查看。这时候，耳边又响起呻吟声。我循声找过去，然后停下来等着他再叫，就像玩儿马可波罗游戏一样。声音是从达瓦的床上传出来的。我拉开毛毯，发现达瓦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
"达瓦，怎么回事？哪里不舒服？"我俯下身，距离他的脸只有几英寸远，压低了声音焦急地问他。
"眼睛，兄长！"他哀求我，不停地眨眼睛。
"你的眼睛吗？你的眼睛怎么了？"
"你的光，康纳兄长！"
我手里的手电筒光直射到了他的脸上。我关掉手电筒，把浑身发抖的达瓦拦腰抱起，带到志愿者房间里一张空床上。刚把达瓦放到床上，房间另一头又传来哀号声。片刻，桑德拉箭步冲进房间，直奔桑托斯的床边，双手伸到桑托斯的身子底下，把不断呻吟的桑托斯托起来，送到志愿者房间里的另外一张空床上。桑托斯一直痛苦地捂着肚子。半夜里是没办法去医院的，连出村子都做不到。我们就那么陪着他们，不停安抚，直到几小时后两个孩子才又睡着。
第二天早晨，我和法理德带着他们坐了四十五分钟的公共汽车，到加德满都的帕坦医院就医。医院里熙熙攘攘，人很多。我仰着头，无奈地看着那些写着梵语的指示牌，期望从中得到线索，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去哪里。终于找到办理入院手续的服务台。我告诉当班的那个女人，我们有两个孩子病了，需要见医生。她叫来一个懂几句英文的同事和我们艰难地进行沟通。而这时候，后面等待的队伍已经越来越长，人们开始变得焦躁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