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对我震动最大影响最大的文章是那篇《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这篇文章是对鲁迅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一种“反动”。我记得好像发在《读书》的创刊号上，我看到标题的第一感觉是怀疑校对错误了，因为我从“认识”鲁迅起，甚至还没有“认识”鲁迅就知道那句著名的“痛打落水狗”，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听到批斗会上常喊的口号便是“痛打落水狗”，到后来学到鲁迅的杂文，无人不盛赞“痛打落水狗”，“痛打落水狗”本身是和鲁迅精神联系在一起的。而王蒙居然敢和鲁迅“唱反调”，真是吃了豹子胆的。但读了王蒙的文章之后，又觉得他很有道理。或许一个真理永远有它的悖反效应，虽然王蒙把今天和鲁迅所处的时代“择”开了，但即使在鲁迅的年代里，“痛打落水狗”也会产生悖论。王蒙的文章在当时对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政治无疑是在“干预生活”，他是“围魏救赵”。而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的政治含量，但至少得到三个启发，一是伟人的伟言也是可以议论的，二是逆向思维的方式，三是宽容的思想价值观念。前二者可能在其他地方也能学到，但宽容的思想价值观念却非来自王蒙不可。因为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无论是学校的教育还是家庭教育，以及社会实践，都是鼓励我们去斗，去进行到底，去追求最纯最清洁的境界。我们小时候的名言，就是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而宽容的哲学则让我们明白绝对真理的相对性，所谓“有容乃大”不仅是君子的境界，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可是空气里却随时随地漂浮物一样会飘浮着尘埃一般的沙子。当然宽容的说法，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它本身也是相对的。但宽容的哲学，让我坦然地面对各种荣辱是非，遇事心胸往开阔处想，不去纠缠一二是非喋喋不休。在生活中，在文学观念上，会碰到很多的异己，但不妥协不等于不宽容，不妥协是要求自己坚持原则，而宽容才能实现自己的原则。讨伐和消除异己是内心的专制主义。
或许有这种宽容观作为前提，我和王蒙见过一面以后，他便要求与我进行文学对话。后来我们进行了十次对话，结集为《王蒙王干对话录》出版。这是 1988年的冬天，他当时忙于政务但对文学有许多的话要说，对话是最合适的方式。与王蒙先生坐而论道，是我一个巨大的梦想，但我没想到来得那么快，来得那么容易，我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朝内北小街46号（王蒙以前的住处，现已拆除），还没想好怎么称呼我的精神导师，他已经打开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