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 范· 赞藤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以飞行平稳、精准而在业内闻名。1977年3月27日，由于飞行目的地拉斯帕尔马斯机场发生一起爆炸案，范· 赞藤驾驶的波音747飞机临时降落在特纳利夫岛的机场。在机场滞留了一夜的范· 赞藤开始感到焦躁不安，因为他以飞行准时、平稳而闻名。在特纳利夫岛等待起飞的时间里，他的挫败感越来越强。更让他觉得郁闷的是，当他的飞机加满油，正准备起飞离开的时候，跑道上又弥漫着大雾。眼看着又得在特纳利夫岛滞留一夜，范· 赞藤懊恼不已，他做出了一个与一名飞行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完全不符的决定：强行起飞。
惨剧就在这不理性的决定中发生：在跑道前面正停着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飞机，范· 赞藤驾驶的飞机腹部撞上了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引起了严重爆炸。这出惨剧造成584人丧生。为什么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航空公司安全的领军人物会作出这种不理性的行为？事件调查者得出的最佳解释就是：长期滞留在特纳利夫岛的范· 赞藤深感挫败。这种深感挫败或者说厌恶损失的心理是人类的普遍特征。研究者们曾经进行一项调查，让受试者考虑下面两组决策：
第一组：A．确定得到2 400英镑
或
B．25%的机会得到10 000英镑，75%的机会一无所获
第二组：C．确定会损失7 500英镑
或
D．75%的机会损失10 000英镑，25%的机会没有损失
大多数人在第一组中选择A，虽然选项B中的预期收益是2 500英镑1，比选项A多出100英镑；在第二组问题中，大部分人会选择D，以寻到一切可规避损失的机会2。
那位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行经验丰富的机长显然在损失面前选择了D项，结果造成更大的损失。格林斯潘也是如此。如果在他任上紧缩货币政策，给美国经济来个急刹车，无疑会让华尔街的精英们惊恐不安。在经济繁荣时期，格林斯潘是美国的大师、预言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2000年3月，《时代》杂志欧洲版曾提出一个幽默的问题：“换一只灯泡需要多少美联储主席？”答案是：“一个，格林斯潘拿着这只灯泡，而其他人都围着他转。”
格林斯潘应该知道，如果他在任上的时候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他一个人是无法安装一只灯泡的，因为他脚下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围着他转。2005年9月28日，格林斯潘做了一次题为“弹性经济”的演讲，在演讲中，格林斯潘谈到了美国的经济可能存在泡沫：“简而言之，我们将冒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后果不得而知。”但他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反泡沫措施，因为他认为“可供选择的办法只有等待导致经济过热的动力自行消失。我们的结论是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手段。”
格林斯潘采取的是等待。他把这份潜在的损失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伯南克去解决，自己尽量回避经济衰退带来的挫败感。但如果在2005年初期，他便采取了严格的紧缩措施，2008年的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格林斯潘不是不知道这点，但厌恶自己名誉损失的感觉影响了格老的决定。
当最有经验的飞行员、最精明的金融家的决策也失去理性的时候，我们不必太过惊讶，因为人类不是一台没有情感的机器。事实上，某些不可理喻的、看起来毫无收益可言的行为却能满足人类心理上的需求。例如面对别人的施舍，我们明明知道拒绝无法平息我们心里存在的对不平分配的愤怒，但我们还是会拒绝，我们像阿Q一样自我安慰一番：“切！这也太小看人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不理性行为是人类感情自我满足必须接受的一种机会成本。
难道我们就没有无私的基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