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在这些模范人物的带领下逐渐复苏。不过在经济复苏的同时，中国人民高调的迎来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的开始几乎让中国崩溃，后来有些勇敢的学者说，走过文革时期就像是参加了一场集体葬礼，原来人人都可以做到残忍。
陈冲在1998年拍摄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电影《天浴》，女主人公秀秀是那个时候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女知青。整部影片都在一种灰色格调中进行着，秀秀充满功利的初夜，回不到城市的残酷现实。她逐渐发现，理想是如此的遥不可及，就连仇恨的资格都失去了，最后在唯一一个理解她的男人枪下微笑的死去。秀秀直到面对枪口的那一刻才发现，自己对于死亡的冲动与渴望早早就在心底深种。
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陈冲用一个女性的视角去诠释了文革的一部分。文革之后的中国遍体鳞伤，这才开始寻求改革开放之路。70、80年代，中国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劳模的概念和性质也在悄然跟随时代发生变化。
劳模在此时已经不再是王进喜那样的普通工人，也不是雷锋那样的平凡士兵，而是像陈景润那样的科技工作者。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于是，陈景润、彭加木、蒋筑英这样的科技精英纷纷涌现。
在这群人的带动下，不少怀有强国梦的知识分子争先恐后的献身祖国科技事业，掀起了一股科学热，发展了中国科学事业。
1977年到1989年，召开了六次全国劳动模范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来自科研、卫生、农业、财贸、教育等领域的优秀劳动者受到了表彰。不管是什么时期的劳模，他们的身上一定具有基本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这些人往往专心、认真、无私、踏实、爱国、有责任感，而且拥有高尚的人格。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全国人民的表率，成为政府力捧的行业精英。
事实上，这些劳模的建立更重要的意义是政府进行的一套道德教育。榜样是什么，是楷模，是典型，是人们的理想，是一种寄托。
这种榜样式的道德教育其实在西方很普遍，基督教在构建中世纪的道德教育体系时，就要求人们按照上帝的样子去生活，与上帝融为一体。也就是说，政府需要让人们生活在其构筑的道德体系中，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劳模本身所具有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学习价值，学习他的工作技巧，学习他的工作精神。这种形式更像是约束人们向模范的方向发展，向道德的一面看齐。
在劳模评选的时候，道德是首先衡量的。就像是对王进喜的评价，他热爱自己的阶级兄弟，在党和人民的面前是一头牛，在资产阶级面前是猛虎。从这样的评价中不难看出政府希望人们学习到的东西是什么，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工作认真负责，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同事，拥护阶级斗争。这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道德模范。
尽管这样的模范身上有浓重的政治气息，但是却符合人民心中的评选条件。王进喜、雷锋这样的人都属于官方推选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事迹在宣传时加入了官方意识，人民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官方所描绘的一种模范形象。
官方输出再加上人民的自我判定，劳模的英雄形象就更加完美，也更加坚不可摧。而铁人、雷锋这样平凡的出身则是其道德教育意义中的另一层含义。他们平凡，被树为典型之后容易让大众接受，而且学习起来也不费劲。政府无非是想告诉人们，想成为王进喜、雷锋、焦裕禄那样的人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可是有个现象却十分有趣，有些劳模变成了经典，有些劳模却走出了经典。像雷锋式的模范典型，被媒体大幅度的宣扬后与民众产生了距离，他们变得不再普通，不再平易近人。而现在很多劳模都愿意继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起有落，有泪有笑。他们本就是普通人，在经过官方的一番包装后依旧渴望回归平凡。
但这些回归平凡的人往往起不到道德模范的作用，并不是说他们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