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店位于一个亚热带大峡谷的一侧，所以酒吧间窗临瑰丽壮观的景色，这景色起初会让人感到突兀，幸好窗前长着一棵仙人掌，这种热带植物枝条轻柔，像无数长蛇似地交织缠绕在一起，遮住了一小部分全景。我的目光在这一大团枝条间游移着，追索脉络，仿佛这是众多故事的蜿蜒曲折的线索，我好像看到上面时而停栖一只猫头鹰，时而出现一个赤裸女人……
可惜这家酒吧毫无理由地关闭了。我仍记得1980年的情景，西尔贝曼、让一克洛德和我像幽灵似的在痛苦中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这是一个糟糕的回忆。我们这个破坏一切的毁灭性的时代连酒吧间也没放过。
现在我想谈谈酒，这是我一旦开始讲述就会滔滔不绝的一个话题--我们和制片人塞尔日．西尔贝曼聊起来能聊好几个小时--我尽量简而言之。对此不感兴趣的人--很遗憾，有这样的人--可以不看这几页。
我对葡萄酒评价很高，尤其是干红葡萄酒。法国既有最上乘也有低劣的葡萄酒(最不可靠的要算“巴黎酒吧里的”一点红“了)。西班牙的瓦德珀涅酒使我倍感亲切，这种酒装在羊皮酒袋里，冰凉之后饮用，叶佩斯白葡萄酒也一样，它产于托莱多。我觉得意大利酒不太可靠。
在美国的佳酿是加利福尼亚的葡萄酒，如”卡伯耐特“等。偶尔我也喝点智利和墨西哥的葡萄酒。仅此而已。
当然，在酒吧里我从不喝葡萄酒，因为它只能使身体感觉舒畅，但丝毫不能激发想象。
在酒吧里，为了能进入持续的梦想，应该喝英国的杜松子酒。但我更喜爱的是干马提尼酒，鉴于干马提尼酒在我讲述的这段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而我要多写上几页。干马提尼酒可能像所有的鸡尾酒一样，是美国人的发明，它由杜松子酒和几滴苦艾酒--最好是”诺里一普拉特“牌的，混合而成。那些喝纯干马提尼的高级品酒专家甚至断言，将”诺里一普拉特“酒兑入杜松子酒之前，只需让阳光射入酒瓶就足够了。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说，喝上等的马提尼酒应该感觉到像圣母受胎一样纯洁。实际上众所周知，根据圣徒托马斯·德·阿奎诺所说的，”上帝的生殖力量穿过了圣母的处女膜就像一束阳光透过水晶，没有毁坏它“。对于”诺里一普拉特“也一样。不过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夸张。
还有个忠告：加入的冰块质地要特别坚硬，以免化出水来，没有什么比掺水的马提尼酒更糟糕了。
让我谈谈自己的饮法，这是长期经验的结晶，我用它总能获得极佳的效果：
在客人到来的前一天，把所需的一切都放进冰箱：杯子，杜松子酒，鸡尾酒调器。我有一个保温瓶，能把冰块的温度保持在零下二十度左右。
第二天当朋友们到来时，我把需要的东西都拿出来。首先我在冰块上洒几滴”诺里一普拉特“，半勺咖啡和苦酒，搅匀后将液体倒出，只留下尚有混合液余香的冰块，然后在这些冰块上倒入纯杜松子酒，搅匀就能喝了。如此作法，味道绝妙无比。
40年代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教给我一种稍有不同的方法，用佩诺茴香酒代替苦酒，我觉得这是离经叛道，再说也过时了。'
尽管我偏爱马提尼酒，但我还发明了另一种鸡尾酒，叫作”布努艾洛尼“。实际上这不过是套用了赫赫有名的”内格洛尼“酒，但这种酒我是用”卡巴诺“代替了”康帕利同杜松子酒和“辛萨诺”甜酒的混合。
我喜欢在晚餐之前喝这种鸡尾酒。在这种时候，我搀和的杜松子酒的分量大大多于其它成分，它也能激发我的想象。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清楚，但我相信这一点。
大家肯定知道，我不是个酒鬼。当然，在我的一生中的确有几次我醉倒过，但大多是处于一种微熏的状态，不会把你带入酩酊大醉之中，而是进入一个美妙安详的境界，仿佛是用小剂量麻醉品所产生的效果。它能在生活和工作中给我以帮助。如果有人间我一生中曾否不幸缺少过某种自己喜欢的酒，我会告诉他我不记得有过这种情况。我一直有酒喝，因为我总是提前作好准备。
例如，1930年，我在美国住了五个月，那是禁酒时期，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却从来没喝那么多的酒。我在洛杉矶有位走私酒的朋友--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只手上缺三个指头--是他教我如何区分杜松子酒的真伪：用一种特殊方式摇晃酒瓶，真杜松子酒会起泡沫。
用医生处方能在药店里买到威士忌，在某些特定的饭馆里供应盛在咖啡杯里的酒。我在纽约知道了一种很普遍的“暗语”，你得用特殊方式叫门，门会开一道缝，你赶快溜进去，里面是一个与其它地方一样的酒吧，一切应有尽有。
禁酒令实际是本世纪最荒唐的法令之一。那时美国人确实醉得东倒西歪，像酒鬼一样，我认为他们此后才学会了喝酒。
我喝法国开胃酒也有些吃不消，比如格拉纳达一比贡一啤酒(画家坦桂最喜爱的酒)，特别是满洲一柑香一啤酒，一喝下就上脑，比干马提尼酒的劲来得还快。可惜的是这几种上好的混合酒现在几乎已没有了。我们眼见着开胃酒每况愈下，这是这个时代又一个让人伤心的标记。
当然，有时候我也吃着鱼子酱，喝伏特加，喝烧酒，吃熏鲑鱼。我喜欢墨西哥的烧酒，喜欢墨西哥龙舌兰酒；不过它们只是代用品。至于威士忌，我从不感兴趣，对这种酒我不在行。
有一天，我在法国《玛丽一法兰西》杂志--如果没记错的话--读到一篇医学文章，谈到杜松子酒是极好的镇静剂，可以有效地防止乘飞机时引起的焦躁。我立即决定验证一下这一论断的真实性。
乘飞机总令我感到恐惧，一种持续而无药可救的恐惧。如果某位飞行员神情严肃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就会想：完了，我们要完蛋了，因为从他脸上就看得出来。如果相反，他笑容可掬地走过来，我会对自己说：大事不好，他是想稳住我们呢。而那一天，我定按照《玛丽一法兰西》杂志的忠告行事，结果所有的恐惧像变魔术似地消失了。于是每次旅行我都准备一瓶杜松子酒，用报纸包好以免受热。当我在候机厅等待登机时，就乘人不备猛喝几口，立刻我会感到平静坦然，作好了应付千难万险的准备。
如果让我说酒的长处，那将数不胜数。1978年在马德里，由于和一位女演员有些误会，我对能够继续拍完《欲望的隐晦目的》已经绝望了，制片人塞尔日·西尔贝曼决定停拍，这将意味着损失巨大。一天夜里，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酒巴里，忽然间（确实是在喝下第二杯干马提尼酒之后）我想出个主意，由两位女演员扮演同一角色，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塞尔日热心地接受了我这个半开玩笑式的建议，影片得救了，多亏了一间酒吧。
40年代在纽约时，我和共和政府前总统的儿子胡安·内格林以其妻子--演员罗西达·迪亚斯是好朋友，我们三个人曾想开设一间名为“炮声”的酒吧，一间价格惊人、世上最昂贵的酒吧，那里只备有甘醇佳酿，从世界上五个地区运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
绝美佳酿。
它将是一间最让人感到亲切的，十分舒适的酒吧，品味当然超凡脱俗，最多摆置十几张桌子。为了与名子相符，门口要安放一门小炮，配有火绳和黑火药，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有肯花一千美元光顾的人就鸣炮。
这个计划十分大胆却不太合乎民情，它没能付诸实施，就搁浅了。设想一下，隔壁房间的小雇员在凌晨四点钟被炮声惊起，他会对妻子说：“又有一个无耻的家伙花了一千美元！”这一定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