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指挥调度
由 于空 中 喷 洒药 物 的飞 机 ， 和众 多 在 抗震 救 灾中 执 行其 他 任 务的 飞 机同 时 进行，多种飞行交织在一起，对飞行安全都互相构成了威胁，增加了指挥调度上的难度，是对震后飞行指挥工作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
为避免与其他空运飞机，特别是机场上空起飞降落的飞机冲突，我们采取了从飞行高度上、飞行时间上区分的方法。先谈规定作业区域的飞行高度。当然，飞行的高度 低了不行，因为飞机在低空飞行会与地面的障碍物相撞；高了也不行，飞高了与执行其他任务的飞机有冲突。因此必须科学安排，因地制宜，不同的作业区，采取不同的 高度进入作业。在时间上，特别是机场上空及附近地区飞机起降频繁的地方，多采取在早、晚时间进行，以避开飞机起降高峰。
此外，指挥员还必须严格掌握飞机在作业区的天气情况，一般应选择天气稳定的气象条件下进行，天气一定要符合每一位飞行员的技术标准。在作业区域内主要应掌握危险天气的发生，以及山区飞行天气变化大的特点，特别是要注意把握强下降气流 对飞行的影响。强下降气流可以使整个飞机迅速下降而出现事故。再就是地面能见度对飞行的影响，因为极差的能见度，会使飞行人员视线模糊，对地面看不清，判断失 误，来不及处理，而发生与地面建筑物相撞的事故。
其沟通的方法除与专业气象人员联系以外，主要是通过无线电直接与作业飞行人员对话，直接掌握作业区天气变化第一情报及信息。
因此，对这类飞行必须保持通讯联络不间断。由于喷洒杀虫药物作业区域的飞行高度太低，有时无线电声音很小，甚至会中断而进入通话“盲区”，这些都只有在指挥员的意料之中，才能有效应对指挥若定，所以通讯必须保持畅通，发现问题及时果断 处置，保证每架飞机的绝对安全。
5．大灾之后无大疫
卫生防疫工作是抗震救灾工作的继续，是为了不让“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历史的悲剧重现，而展开的在一个战场上的二次生与死的斗争。
这是一场异常严峻的“战役”，大地震劫难后的城市，人民的生命是否再度遭殃， 就系于这一役；这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役”，因为狡猾的对手，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隐约“侦测”。而用飞机这个庞然大物与之较量，是否也有点像高射炮打蚊子的味 道呢？值吗？
答案不容置疑，这也是对“大灾过后必有大疫”规律的挑战，一场规模空前宏大 的“战役”如天空神兵向地面发威，地面上数千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卫生防疫人员率领百万民兵参战，整个灾区，从天空到地面，从城市到乡村，无处不是消灭蚊蝇的战 场，无处不在飞腾药雾的云烟……
战役的结局，令人十分欣慰，凶恶的“敌人”——传染病菌，被防疫工作大军“直捣黄龙”，围歼得干净利落。“大灾之后必有大疫”的规律被彻底打破了，其发病率控制在正常年份以下。我军第二年从生活到军事训练一切正常，没有两样。全市居民安 康无忧，全力投入震后重建中。一座灾难过后的城市，就此转危为安，这不能不说是唐山抗震救灾中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防化部队出动洗消车，医务人员身背喷雾器，在断壁残垣中喷洒药物。国务院抗震救灾办公室还下令调农用除害灭虫飞机急赴唐山……震后防疫打的是一场立体战役，从当年8月5日开始，上海、甘肃等地21个防疫队、1300多人先后到达灾区，共调动疫苗100多万份，军用防化消洒车31台，喷雾器5.1万多具，杀虫药176吨，消毒药240吨；先后出动飞机140多架次，防化车和各类消毒汽车230多台……反复对唐山进行大范围的空中和地面喷洒。85平方千米的唐山市区被药物覆盖了一层，从根本上消灭了瘟疫孳生源地。
1976年8月底，唐山控制了肠炎、痢疾。夏秋两季，还发放了50万份“痢速宁”、5万份“乙脑二号”注射液。震后第一个冬春，唐山成人和儿童分别接种了流感疫苗、流脑疫苗。1977年，全市各种传染病发病数比上年同期下降71.02％。大地震过后的30 多年间，唐山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出现疫病的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