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里写道，“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一条龙。”这句话并没有贬损的意思，而是指日本人在集体中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归属感与奋斗的动力，而单个的日本人则自感孤单无力，找不到归宿。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异国他乡，日本人的团结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日本人是集体主义强盛的民族，《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曾指出，日本在7世纪中叶开始的大化革新中，引进了中国的儒教、技术与制度。日本人保留了儒教中忠、礼、信、俭四种美德，并把忠诚提到了首要地位，抛弃了中国儒教道德至上的观念，并推崇天皇为“社会中的神”，认为他“永远正确”，对他“令下必从”。这种观念主导下，日本企业家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利润而在于企业共同的发展扩大。商社的诞生正是这种民族精神文明的落地。
财团内的企业群体会将集团外部的中小企业群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易对象--外包公司，也就是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业务经营范围。这些外包公司有的向着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旗下囊括了190家成员公司；有的朝着垂直方向发展，丰田公司下属175个初级供应厂商和4000多个二级供应厂商就是最好的佐证。此外，在主要的制造商和全国几千个零售商之间还存在着销售联盟。这样一来，如同铸造了铜墙铁壁，刀枪难入。
2008年2月，东芝高调宣布退出与索尼持续数年的DVD标准之争，在不知情者看来，东芝无疑承认自己的惨败。然而双方却已然达成共识，握手相合于背后。事实上，这两个公司非但没有世仇，反而是在同一个强大推手的作用下平分天下。东芝强调其目标为世界级的“基础电子+综合电机”统帅，索尼欣然同意，因为它的志向在于全球“综合电子+娱乐产业”的领袖。这是一次完美的联合作秀，总导演就是索尼、东芝的背后推手--三井财团。
除了直接促成成员企业合作之外，日本的财团商社还会采取交叉持股和人事互派等方式增强下属企业之间的纽带关系。比如，被称为东芝“重建之王”的前任社长土光敏夫，曾经是三井财团另一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的社长。在东芝经营出现极大问题的时候，时任东芝董事长的石板泰三直接任命土光敏夫为东芝社长。土光敏夫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救东芝于危难。
同门之间的联合演戏尚可理解，但是不同财团间的暗中密谋就多少出人意料。在日本，不同的商社之间也存在表面竞争却私下合作的情况。据曾在日本商社工作多年的中国职业经理人介绍，商社负责人会定期聚首共商事宜，通过协商和利益均分，确定各自的客户群体和目标市场。彼此一旦达成共识，也就意味着商社新的演出就要开始了。
在生物界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共生现象：你如果到乡下，会常看到水牛的背上栖息着白鹭鸶，两者成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牛靠鹭鸶驱赶身上的蚊虫，而鹭鸶则扑食牛身上的寄生虫及草中被牛惊扰而跑出的小虫。但如果鹭鸶太多，就会发生“抢地盘”的情形，一只鹭鸶会将一头牛视为它的“流动性地盘”，牛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有时候，两只鹭鸶共同“享有”一头牛，一只占有牛的左侧，一只则占有牛的右侧，当别的鹭鸶想来分一杯羹时，它们就会将它赶走。但这种“地盘关系”只是“一日情”，第二天一早，每只鹭鸶又会重新去寻找牛。
在中国企业界，为了争夺一块共同的市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两家实力相当的行业巨头在拼个你死我活。而在日本，因为有了商社的从中撮合，企业间分享地盘的景象就会很常见。
我们都知道，作为资源匮乏国的日本非常重视能源投资，近年来日本几乎在全球的能源基地都有重大的能源项目。这样的重大项目，利润可想而知，所有的财团都想分上一杯羹。与中国海外石油投资“有中石油的地方就没有中海油”不同的是，日本的大商社采取的是共同投资、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做法。据日本三菱商事负责人介绍：日本在全世界几个最大的能源项目，都是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两家合作的，各投一半，各占25%，当地投资50%。
不同财团间除了暗渡陈仓式的合作之外，还有明修栈道式的联盟。2001年4月2日，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与住友财团的住友银行正式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成为日本第三大银行，被市场认为是日本四大新银行集团中最具有发展前景的银行。住友银行擅长企业银行业务，樱花银行强项是个人存放服务，互补性强。三井财团与住友财团的这次合作，是一次互补共赢的成功合作。2002年12月，三井住友银行通过股份转移方式设立三井住友金融控股公司，标志着三井-住友大财团体系的进一步统合。
日本民间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问神仙，什么叫天堂，什么叫地狱？神仙就带着这个小孩去看。天堂里，人们手持三尺长的筷子，互相帮助愉快地分享着高台上的美食；地狱里，一群饿汉由于不肯互帮互助，每个人都能夹到食物，却送不到嘴里，结果面对高台上的美食束手无策。
合则两利，分则双败，这个故事说明只有合作双赢，才是人间正道。正如金融巨头摩根说：“竞争是浪费时间，联合与合作才是繁荣稳定之道。”日本企业以综合商社为中心，资源优势互补，经营相互扶持，不断地实现加法效应。
经济危机时刻，抱团取暖求生
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成批成批的民营企业在倒下，而日本的很多企业却安然无恙。并不是这些企业本身的实力比之中国企业强太多，而是他们能够及时地抱团取暖。是谁促使这些企业在非常时期充满信任地联姻？正是日本财团及综合商社。
日本综合商社是在“商社无用论”、“商社斜阳论”甚嚣尘上的气氛中，在生产厂家一次次掀起“摆脱综合商社”浪潮的情况下逐步壮大起来的；同时也是在抗御各种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所以，综合商社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每当生存和发展危机初见端倪，它们就会迅速地进行反思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应对形势的变化。
日本人是世界上危机意识最强的民族。日本天灾多，土地狭小，资源贫乏，经不起任何打击。只能源一项，一旦来源断绝，便使全国陷入瘫痪。生活在这种环境的人民，无不战战兢兢地拼命苦干，奋斗图存。孟子说：“国无强邻者恒亡”，而日本除了中、俄强邻，还有来自自然灾害的大敌，随时威胁着生命财产的安全。逼着他们走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路。恰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强烈的忧患意识，让日本成为大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