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朴俭无华的民风，恭俭敬业的普通官员，尚公杜私的士大夫，社会安定和谐，很少贪污腐败、政治清廉高效，国家强大。难怪荀子将他称为政治治理的理想状态——“治之至也”。
那么班固笔下的秦国如何呢？在《汉书?刑法志》中他写道：
王道衰落一直到了战国，韩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实行一人犯法，株连他人同时治罪的法律，制造了诛杀三族的法令；增加了肉刑、大辟的科目，有凿颠、抽胁、镬亨的刑法。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他兼并了战争中的各国，于是废毁了先王的法则，消灭了礼义的官职，专门使用刑罚，亲自操作文书写作，白天审判诉讼，晚上处理文书，自己按定额处理事情，一天以一百二十斤竹简为量。但是邪恶不正的人都出现了，犯罪的人塞满道路，牢狱多如市场，天下的人都忧愁怨恨，纷纷反叛秦国。（原文：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秦律》和《汉律》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出土后，再参照《战国策》、《史记》这些没有经过儒家篡改的历史文献，我们已经基本能恢复大黄金时代中华原文明的全貌。中国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就是以《汉书》那样的儒化历史作为精神元素的，它将这个民族引入了智力和命运上的黑暗时代，并影响到今天每一个中国人。
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教授以秦国为例详细阐述了中华原文明是如何被妖魔化的，他写道：“作为统一帝国的短促与后来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秦帝国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有限史料所显示的错讹断裂且不必论，明清通俗小说《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演义》等通俗史话作品，对秦帝国的描述更是卤莽灭裂，放肆亵渎，竟然将这段历史涂抹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这种荒诞的史观，非但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而且流布民间，形成了中国民众源远流长的‘暴秦’口碑。事实上，对于酷爱说古道今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话本小说、评书戏剧、民间传说等对民众意识所起到的浸润奠基作用，远远大于晦涩难懂的史书。两千年来，在对秦帝国的描绘评判中，旧的正统形态与旧的民间艺术异曲同工，或刻意贬损，或无意涂抹，悠悠岁月中竟是众口铄金，中国文明正源的万丈光焰竟然离奇地变形了。”（孙皓晖，《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1页）
回过头来再让我们看看这个伪造的道统。道统中最后两位圣人程颐和朱熹离我们时代较近，他们肯定不是圣人。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朱熹担任浙东地区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浙江临海地方的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争夺一位妓女严蕊，最后朱熹失败，他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政治对手的手段如出一辙。程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创者，是骂“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为“鬼语”的人，也是主张“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那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