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决断与决策”才刚刚出现在一些优秀商学院的课程当中。这门学科还没有达到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80／20法则”的要求：我们还没有形成预测80％的决断成败所要求的 20％的理解，但是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1957年，在研究有限理性的开创性成果当中，政治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为“决断与决策”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除了毫不客气地抨击古典经济学和博弈论中充斥着的极度理性之外，西蒙的成果还阐释了决断时把现实世界中的无秩序和非理性考虑在内的必要性。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因推翻理性选择理论(包括期望效用理论)而得到广泛赞誉。他写道：“研究表明，人们在决断时缺乏远见和辨别力，还可能缺乏预测各自未来喜好的技能，并且有可能被模糊的记忆以及对过去经验的错误评价所误导，做出错误的选择。”考虑到上述的所有因素，包括大量的可能性、现实的无秩序、决断学科的初创以及运气的反复无常，如果对决断的重视在领导研究中不是一个“黑洞”，那才真是咄咄怪事了。
现实问题是：正确决断与色情描写不同，你看见了却未必总能认清。到目前为止，有谁能肯定地说布什总统在2003年批准入侵伊拉克的决断达到了目的，抑或是新世纪里最糟糕的一次决断?在这一点上，诗人似乎总是比批评家做得更好。想想诗人奥登(Auden)令人警醒的诗句：
所谓必然，纯粹出于偶然才会发生在你身上。
所谓真实，只有真正荒谬才会给你留下印象。
读了奥登令人痛苦而又恰如其分的诗句，我们可能更容易继续忽视有关决断的问题，不管它有多么重要；乃至怀疑我们自己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做出的决断。但是我们还有希望，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希望的，是“决断与决策”这一学科领域的巨大潜力以及蓬勃的发展势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新领域是大有前途的。保持这种乐观的一个理由是，该学科当前的繁荣有着丰富多样的根源：古典经济学家的“选择”和“效用”理论；鲁道夫·卡纳普(Rudolf Carnap)、奎因 (W.V.Quine)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数理逻辑方面的成果；诺伯特·韦纳(Norbert Weiner)、杰伊·W·福雷斯特(Jay W.Forrester)和利克利德(J.C.R.Licklider)在计算机科学和系统科学方面取得的进展；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埃德加·沙因(Edgar Schein)以及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等众多社会学家的深刻见解(他们深入地研究了群体动力学以及“群体盲思”对决断的影响)；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弗雷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以及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等政治学家的贡献(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总统的决断)。
我们还必须提到越来越多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为了描述丘吉尔的领导，约翰·卢卡奇(John Lukaes)写下了《伦敦五日：1940年5月》(Five Days in London: May 1940)。这本小书虽然很薄，但它几乎就像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一样见地不凡。另外，喜欢思考的实践者，也就是决断者本人，他们的著述也很重要。他们愿意评价自己的决断，这就是他们的贡献。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的著述始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知识来源，其中充满了令人警醒的故事。
对任何令人信服的决断理论的发展来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奠基性成果都是一个最重大的贡献。他们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首先就是对决断的研究。另外，还有很多认知神经学家和积极心理学家，他们杰出而丰富的研究成果也与这一主题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