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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终于听懂了人性恶。
说“人之初性本善”，恶行都是后天土壤的教唆，这很像是说种瓜得豆，种豆得海洛因。人性恶，当然也并非是说人这种坏东西只配铲除，而是说人性中原就埋着险恶。
还说“权力意志”吧。陈鼓应先生宁可把它译为“冲创意志”，认为尼采的本意是指人的创造力，而不是指世俗的权力，并引了尼采的原话，证明他是蔑视权势的。而章国锋先生相信还是“权力意志”译得正确，说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一种无法遏止的追求权力和占有的欲望，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是世界的本质和存在的基础”。说“事实上，尼采所说的权力不仅指世俗权力，更重要的是指精神权力，即在精神上压倒、征服别人，从而取得控制、支配、统治别人的权力”。尼采的原意到底是什么，当是专家的讨论，我没有资格作判断。但我注意到了章国锋先生的这一句话：“维持生存、追求发展和渴求控制异体是权力意志的两种本质。”我倾向这句话。于是想到：我们赞美梦想，崇尚创造，同时提防欲望，但梦想、创造和欲望实为一母同胞。我虽然相信尼采的原意是要鼓动人的创造与超越，但“冲创”的本性中肯定携带了“权力”的基因。
记得诗人西川有一首诗，写笼中之豹的美丽生动，我已记不住原句，但我记住了那很像是人性的注脚与警示：绚耀的皮毛，浪动的脚步，警敏的眸光贮满勃勃生气，但是别忘了铁栏——千万别忽略它。唉，我们如何走近那美丽与生动呢？要么把它关进笼中，要么把自己关进笼中，走近它，中间隔着铁栏，去看它，赞美它和倾向它。否则，我们若不想成为猎物，就只好去做杀手。
战争的概念，绝不限于刀枪与火药、导弹与核武器——比这悠久并长命的战争是精神的歧视、心灵的戕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的那个“我”，即这类战争的受害者与继承人。20世纪末，有“话语霸权”的消息传来，有新一轮的反抗热情兴起，但慢慢听去，都还是来自“控制异体”的古老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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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碰见一件想不大懂的大事——“价值相对主义”。
是呀，如果价值真理是绝对的、独尊的，它一向都应该由谁来审查和发布呢？霸主的宝座虚位以待，众人有幸可以撞上一位贤哲，倘事不凑巧，岂不又在魔鬼掌中？何况——“价值相对主义”说——真理压根儿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一地也彼一地也，或时过境迁，或入乡随俗，绝难以一概全。譬如：西方有西方的价值理想，东方有东方的传统信念，凭什么要由你或者他说了算？可是我却总也想不明白：西方是谁？东方又是谁呢？西方有很多国度有若干亿人，东方也有很多民族有若干亿人，一国又有若干省，一省又有若干市、县……如此仔细地“相对”下去，只好是每人一面旗，各行其是去吧。
我有时觉得应该赞成这样的主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本来就是别人管不了的事。每个人有每个人惬意的活法，本来就不该遭受谁的干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情，虽可能有失恋的苦果，但绝不容忍谁来包办一份“甜食”。但我又想，这肯定行不得长久。孤独的旗上早晚还要飘起沟通的渴望，便是玄奥的禅语，不也还是希望俗众悟出其公案的含意？各行其是的人们呢，终于还会像最初那样谋求协作，但协作必要有规则，而规则的建立能不赖于价值的共识？
人呀，这可是在上帝的园中跳那永恒的舞蹈呢？还是中了魔鬼的符咒，在宇宙中这块弹丸之地疯牛一样地走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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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很多，愚钝如我者，没弄懂的、弄不懂的以及没弄懂而自以为弄懂了的大事就更多。但按“排行榜”的惯例，以十为限。那就把最后的机会用以说明：在各种大事上，我是乐得让别人开导一番乃至教训一顿的。当然这不意味着盲从，在没听懂别人的意思之前，我还得保留自己的糊涂，总也听不懂呢，就只好愚顽不化——这像是没有第二种逻辑可供替换的事。跟好多人一样，我是想说话的，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也想听别人的话，甚至想听自己不喜欢的话。我很可能既是一个“价值相对主义者”，又是一个“非价值相对主义者”。比如：爱情，这件事我固执己见，不听外人劝告，我相信劝告者并没有弄懂我是怎么一回事，否则他就不会劝告。再比如：还是爱情，这件事你又不能一意孤行，必得听懂对方的意思，倘对方说“请你走开”，而你偏闭目自语“这不是我的习惯”，岂不是要把一番好意弄成了性骚扰？是呀，爱情，真是妙，这是你个人的不容干涉的梦想，但其中又必要有一个他者，他者的必要恰说明对话的必要，否则爱情倒又是为哪般？看过许纪霖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很长，但记得其中有“独白，还是对话”之句。于是想：在爱情中正如在人世间，便是独白，也仍是对话的结果与继续。
所以我知道，沟通是我至死的欲望，虽然它总在梦想之域跋涉。所以，我又知道：永存梦想的人间，比全是现实的世界，更能让我坦然面对死——这就像你在告别故乡的时候，是仍然怀念她，还是已经不想再来。
1996年9月7日
（本文最初发表于1998年《花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