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皈依是一种心情(1)

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

写过剧本的人知道,要让一出戏剧吸引人,必要有矛盾,有人物间的冲突。矛盾和冲突的前提,是人物的性格、境遇各异,乃至天壤之异。上帝深谙此理,所以“人间戏剧”精彩纷呈。

写剧本的时候明白,之后常常糊涂,常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其实谁也有“我怎么这么走运”的时候,只是这样的时候不嫌多,所以也忘得快。但是,若非“我怎么这么”和“我怎么那么”,我就是我了吗?我就是我。我是一种限制。比如我现在要去法国看世界杯,一般来说是坐飞机去,但那架飞机上天之后要是忽然不听话,发动机或起落架谋反,我也没办法再跳上另一架飞机了,一切只好看命运的安排,看那一幕戏剧中有没有飞机坠毁的情节,有的话,多么美妙的足球也只好由别人去看。

把身体比作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

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的。

有时候我设想我的墓志铭,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那路东西,只是想,如果要的话最好要什么?要的话,最好由我自己来选择。我看好《再别康桥》中的一句: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在徐志摩先生,那未必是指生死,但在我看来,那真是最好的对生死的态度,最恰当不过,用作墓志铭再好也没有。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但既然这样,又何必弄一块石头来作证?还是什么都不要吧,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我希望“机长”走到我面前时,我能镇静地把这样的遗言交给他。但也可能并不如愿,也可能“筛糠”。就算“筛糠”吧,讲好的遗言也不要再变。

有一回记者问到我的职业,我说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这不是调侃,我这四十八年大约有一半时间用于生病,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或许“铁生”二字暗合了某种意思,至今竟也不死。但按照某种说法,这样的不死其实是惩罚,原因是前世必没有太好的记录。我有时想过,可否据此也去做一回演讲,把今生的惩罚与前生的恶迹一样样对照着摆给——比如说,正在腐败着的官吏们去作警告?但想想也就作罢,料必他们也是无动于衷。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坐上轮椅那年,大夫们总担心我的视神经会不会也随之作乱,隔三差五推我去眼科检查,并不声张,事后才告诉我已经逃过了怎样的凶险。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是对神明的不公。那次摆脱了眼科的纠缠,常让我想想后怕,不由得瞑揖默谢。

不过,当有人劝我去佛堂烧炷高香,求佛不断送来好运,或许能还给我各项健康时,我总犹豫。不是不愿去朝拜(更不是不愿意忽然站起来),佛法博大精深,但我确实不认为满腹功利是对佛法的尊敬。便去烧香,也不该有那样的要求,不该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莫非是佛一时疏忽错有安排,倒要你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唯当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贪迷。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颂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实在碰上贪官非送礼不可,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对,怎么竟敢大张旗鼓去佛门徇私舞弊?佛门清静,凭一肚子委屈和一沓账单还算什么朝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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