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时隔一年以后，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开始了。选举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以原同盟会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国会多数议席席位，获得了内阁组阁权。
随即，在国民党内部会议上，宋教仁获得绝大多数党员代表支持，被推举为内阁总理人选。
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是同盟会元老，与孙中山、黄兴多有旧交，一起为革命奔走多年，被誉为“国民党三元首之一”。宋曾经留学美日，因此对西方民主式政治颇多了解，更因为在日本时专修过法律，所以精通律法事务。
宋教仁致力于共和，短暂的一生都为此奔走，而他的遇刺身亡也与此有关。
宋教仁被推选为总理人选以后，自然要赴北京上任，而就在他自上海沪宁车站准备等车前往北京的时候，变故突生。
准确的时间是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0分左右。
宋教仁和相送的黄兴、陈其美等人正在专为议员设置的休息室内待车，吴仲华跑进来说道：“火车已经进站，遁初可以上车了！”
宋教仁站了起来，率先出门向车站入口的检票处走去。黄兴、陈其美等人紧紧跟上，一行人鱼贯而行，在人群中颇为瞩目。宋教仁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将要发生，他走到检票口，将票交给检票员，然后静静地等待对方检票。
“先生，您的票！”检票员检完票，将票交还给他。
宋教仁正伸手去接，忽然“呯、呯、呯”连续三声枪响，他只觉得腰间一阵剧痛，整个人登时疼得弯下了腰。
“我中枪了，有刺客！”宋喊完这句话，便疼得满头大汗，再也站立不住。
黄兴此时和陈其美正在宋的身后交谈着什么，突然发生的变故，让两人仓促间都没有反应过来。宋教仁的神智还算清醒，他一手扶住黄兴，一手指向一个方向。
黄兴等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个身着黑呢军装的矮壮汉子匆匆钻入人群，随即不顾一切地飞奔逃走。
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目前实际上的领导人，又将出任内阁总理，送行者颇众。
其中，于右任等另一群人不知道宋已经出来检票登车，还在议员休息室内。听见枪声，于右任赶紧跑出来。他一路小跑到检票口，发现被枪击者是宋教仁，大吃一惊，立刻组织人手一边去追击凶手，一边赶紧送宋去医院。
于右任亲自出去寻车，和黄兴把宋教仁抬上车以后，一边让送行的部分人继续追击凶犯、报警抓捕，一边让司机加快速度，立刻赶往附近的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宋教仁此时已经疼得脸上一片惨白，不过神智却依旧清醒。
自参加革命始，宋教仁对今天这一幕其实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于右任探身轻声询问他怎么样，宋教仁伸手将于的头拉到胸前，喘息着说道：“我痛得很，只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相托——我在南京、北京以及东京的存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以后请诸位帮忙照料；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
宋教仁作为预备内阁总理，在上任前遇刺，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让人感慨良多的是，宋教仁在临死之际，犹对在中国实现民主法治抱有幻想，指望袁世凯看在自己一死的份上，从此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以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
宋教仁的死，对当时初具雏形的中国民主政治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宋教仁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他的死，不仅让中国少了一个熟悉西方法律典章的大贤，而且还成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内战的导火索。
宋教仁被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长崎考察当地铁路以为国内建设之借鉴。
宋被刺的消息传到日本，他即刻从长崎返回国内，并且亲自参加了宋的追悼会，赠挽联曰：“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虽然在当前中国究竟该采取何种政治体制的问题上，孙中山和宋教仁是有分歧的，不过，从此联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宋的坚持是持肯定意见的。
宋教仁遇刺，并不是民国暗杀风潮中的第一人，但是因为其遇刺时的特殊身份，该案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幕却耐人寻思。
司法机关介入宋案进行调查，渐渐的，幕后主使开始浮出水面。
宋教仁的追悼会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办公大楼会议室内，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主要干将召开了一次会议。
开会伊始，在孙中山的倡议下，所有人脱帽默哀三分钟以示向故去的代理理事长致敬。然后，孙中山开门见山地说：“诸君，遁初遇刺案虽然还没有最终审定，但是幕后凶手究竟是谁我想诸位已经有了共识。听闻遁初遇害的消息，我是悔不当初啊！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但是，正如遁初临去前所说的那样，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责任和理想。诸君，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我们革命的初衷是什么……我以为，既然已经无法采取政治手段对袁慰亭进行挟制，那么，我们就拿起武器来打倒他！遁初不能就这么枉死，新生的民国也不能就这样被一群旧封建军阀所败坏掉，现在，是我们再次发动革命的时候了！”
国民党系多党派合并而成，此时尚处于融合期，并不存在谁家一言堂的情况。
孙中山刚刚进行完比较激进的发言，黄兴就站起来表示反对，认为宋案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就应该走司法路线解决。
“遁初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法治国家，所以他在弥留之际，才会留言给袁总统。他这是希望以自己的死感动袁慰亭，让他支持责任内阁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擅自走革命路线的话，是不是有悖遁初的苦衷？”黄兴担心地说。
因为黄兴等人的坚持，这一次会议，国民党高层最终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然而，因为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判断是准确的，所以这一次会议事实上已经为“二次革命”打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