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模式，那么，这样一个模式化的发展道路尚未完成，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中国的改革成就很大，但是，目前来看，改革话语的统一性已经不复存在了。谈到改革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大家都能明确其所指，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现在每个人对改革的理解都不太一样，用孙立平先生的话讲，就是改革的共识现在已经破裂。在很多人看来，改革就是把农民的土地给弄过来，用来开发；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改革就是政府不断加强自己的权力；在一些企业看来，改革就是不断加强自我的垄断地位，比如说电信、电力、铁路这些垄断行业，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垄断资源，改革就是不断强化他们的地位；而在很多人看来，改革则是要打破垄断。谈到改革的时候，基本的共识已经不那么一致，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我们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发展造成的各种矛盾也凸显出来，比如说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日本最穷和最富的地区收入差距大概是一倍左右，而中国人均收入最多的上海，与收入最少的贵州至少有10倍的差距。另外还有很多矛盾，比如说资源和环境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公民权利问题。
2004年全国出现了1370多万起上访，2003年的时候是1270多万起，一年时间增长了100万起。这1370多万起，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你可以比较一下1979年到1980年这2年时间，大概一共有2万起上访。1370多万起是它的685倍，这是很大一个数字。第二个方面是群体性的事件，2006年，发生群体事件8.5万起，这些数字说明一些领域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
第三，我们这2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支撑快速增长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已到了底线。有些人计算过一个数字，1997年我国的GDP大概是9万多亿人民币，而环境损失竟达21万亿。对于这样的计算我们不能完全信，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一个非要重视不可的地步。我们喝不上干净的水，空气都是污浊的，这样的增长有什么意义呢？
再一个是社会成本，地方官员、地方政府一门心思推行经济增长，不管别的，比如一个开发商投资一个项目，可能当年的GDP增长了几十个亿，几百亿，但是造成的社会矛盾就没办法统计到这个GDP里边去。比如拆迁的问题，造成的一些社会矛盾，这个问题是不是能计算呢？没法计算。所以一味地追求速度造成的社会代价也要引起注意，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重要的外贸大国，但我们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贸易摩擦。11年来中国一直都是遭遇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多，但有一条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讲，中国每出口1美元的产品，自己大概能拿到20美分，中国的劳动力占多少美分呢？我想就更少了。
我记得美国国务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份的著名演讲中提到过一个观点，他主张在与中国谈判时要告诉中国：假如中国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话，美国将放弃对国际体系的支持。这是美国人说的话。我们知道美国是当今世界体系的主要支持者，我们总是批评美国霸权，霸权意味着好处，但是如果它觉得从这个体系里面得到的好处抵不上花费的成本的时候，当然就要提出放弃支持这个体系。其中的潜台词是中国从这个体系中收益更多。当然这只是对中国的一个威胁，但反映了中国崛起对他们形成的冲击。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在提高，但是精神生活焦虑不安，没有方向，在谈到中国模式时，这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统计数字，社会调查，都显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他们的内心缺乏明确的方向感，迷茫，焦虑。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对中国模式就不能过于自信，它还没有完成，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来解决面临的上述问题。假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中国的崛起，就很成问题，就有可能是带病崛起，而这肯定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我想这不会是一个很轻松就能化解的问题，我们国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