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研一是一位经常往来于华人世界的日本管理专家。他是一个平实和理性的人。在他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中，表达了对日本“沦落”的担忧，他写道：“目前我最担忧的是，日本如果没有妥善对策，不久将来极有可能沦落为中国的周边国家。所谓的周边国家，就是实力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小国。如同加拿大与美国，丹麦、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他还说，日本如果再不力图振作，很可能会像持续衰退两三个世纪之久的葡萄牙与西班牙，逐渐退出世界舞台，甚至失去翻身的可能性。他觉得，中日关系正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为此他反对日本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因为在这样的框架下，在中国拥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情况下，日本就永远没有办法改变日中、日美关系，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必须对中国下跪磕头”。
像大前研一这样理性的人，在日本是多数，他的焦虑因此也就有代表性。我认识一位曾经在日本驻华使馆当过参赞的学者，叫津上俊哉，他自称在日本国内属于亲华派，但就是这样一个理性的学者也说：中国的发展“在日本人的感情世界投下了复杂的阴影”，甚至有人认为今后日本会受到中国的报复。“这样的担忧，至少在明治维新以来是第一次”。
日本是这样一个民族：它总是追随最强大的力量。1902年到1922年，它追随当时的霸主英国，与英国结盟维持了其战略的稳定，使它有可能战胜俄罗斯，将朝鲜囊入怀中，击败中国。冷战时期，它追随美国，并依托美国提供的政治秩序，成为亚洲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冷战秩序瓦解造成的混乱，使日本无所适从。在20世纪90年代一段时间里，日美同盟似乎都摇摇欲坠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崛起的势头开始引起了日本的不安。20世纪70—80年代那套以日本为首的体系不复存在了。到了1998年，战后雁型体系瓦解，而中国却安然无恙。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战略界对周围世界的评估，开始有了明确的共识，那就是中国是其外部环境中最不确定的因素。日本朝野担心将被“小国化”、“边缘化”。大前研一的担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而一旦有了这一明确的判断，日本就开始了迅速的转向，以全力应对中国的崛起。中国因素成了日本战略明晰化和稳定化的催化剂。
日本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越来越不妥协，“鬼”之所以屡屡被召来，不过是为了显示日本同中国展开战略对抗的决心。小泉决意扮演遏制者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在历史问题上达成了和解，如果未能在战略上取得和解，中日关系改善的空间也不是很大。换句话说，由于战略对抗的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在历史问题上也就无法和解。
显然日本不会甘于做一个“十分之一的小国”。为此，第一，就要谋求大国化，而“入常”就是一项重要的步骤；第二，就要寻求与强者结盟，日美同盟的加强，就是必然的；第三，就要寻求一切可以合作的战略伙伴，因此要强调海洋属性，与太平洋国家、印度等发展关系，形成海洋国家对抗大陆国家的格局；最后，就是与中国展开全面的竞争，包括能源、影响力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