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书写方式。历史不仅仅是过去事件的简单堆积，它还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离开了自我辩护的历史学，不是意味着这个民族的革命转型，便是意味着这个民族的被征服。历史是一个民族借以站起来的拐杖。日本民族自然也需要这个拐杖。
饱受其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并不关心其一般的历史叙述，这其中就包含着一定的理解成分。但是，究竟如何对待近代以来的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历史，不属于理解之列。在这些亚洲国家看来，美化日本的侵略行为，是不能接受的。在“美化史学”看来，这样做，日本是站起来了，但对于受其侵略的国家来说，这样做，是对他们的再次侵略，一种心灵和历史的侵略。对战犯的参拜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侵略。而小泉竟然一再辩白说，参拜是自己的心灵问题。不错，他的心灵是得到了照顾，但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心灵呢？自然是被他踩在了脚下。
他的参拜行为受到了普遍的谴责。他也将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外交带进了死胡同。日本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努力也遇到了挫折。这一切的背后，起主要影响的，就是历史问题。如果说，成为全球政治大国是日本打算扬帆出海的船，那么，历史问题就是使这艘船无法离港的锚。它成了日本的命数。
如果说战前是亚洲两难派生了历史问题，那么现在则是历史问题派生出了日本的亚洲困境。由于历史问题的存在，那个“两难”再次浮现，它导致无论是“脱亚论”还是“亚洲一体论”都成为纸上的构想。没有历史问题的解决，日本构造的亚洲一体就不可能实现，脱亚就成了唯一之途，但是亚洲正在成为所有全球大国战略蓝图的重心，日本也不例外，以今之计，脱了亚，将不知其所终。在这样的困境下，日本真的面临着大江健三郎所描述的“日本人的身份已逐渐枯萎”的困境：“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在西方的眼里看到自己的映像。”
在小泉任内，他不仅没有为解决这个制约日本命运的历史问题做过努力，反而强化了它。这成为了小泉的遗产。对其继任者而言，这笔遗产是一笔沉重的债务。如果无法卸掉这笔债务，其继任者就无法将日本政治推向前进。但是，仔细思考“小泉债务”的形成，也将为其继任者提供未来的方向，那就是致力于解决历史问题，这样或许会使日本走出亚洲两难困境。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日本政要表达了解决靖国神社合祭问题的意愿。物极必反。正如俗话所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