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总统第一任期的中美关系，经历了波涛汹涌到回归常态的过程。在布什执政团队内部和美国舆论界（例如“蓝队”与“红队”之争）围绕对华政策出现了激烈的辩论。形成于里根时期的新保守主义，支配了布什第一个任期初期的对华政策制定，中国被描述为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但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战略重点。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总的反恐战争的需要，提升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和地位（虽然中国对于美国发动的“倒萨”战争并不认同）。在中国国内，20世纪90年代喧嚣一时的“反霸”舆论，在反恐的新形势下，出现了明显的降温。
合作反恐的姿态，只是中国在美国战略全局中地位改变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尽管美国及欧盟等国家并未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现实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中国选择市场经济道路是世界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完全可以说，这乃是全球经济史上的一场革命。中国运用市场经济的合法规则，遵循市场体系的内在逻辑，“和平长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一个成员，这强化了国内对世界体系的认同，弱化了国际上对中国作为反体系力量的判断。布什当选总统及连任以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美贸易保持着迅速发展的势头。这种情形推动着美国的中国观从“虚弱的中国范式”向“强大的中国范式”转变（戴维·兰普顿）。而“强大的中国”，不只是指军事力量的提高，还包含着中国的市场力量崛起这一向度，这两者所蕴涵的政策含义是不同的。
布什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不得不考虑这样的新形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认识到了中美关系既重要又复杂的特点。2005年5月，布什总统在一次记者会上说：美中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美国人应该从这个角度审视它。在启程前往东亚四国前于白宫会见记者时又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重要的。”
面对一个复杂而重要的国家，只是采取遏制的办法，简单地宣布其为竞争对手，给他贴上邪恶的标签，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个道理，著名策士基辛格在为尼克松对华政策辩护时就讲过，他说：“以道德标准为基础的主张既易用来发动十字军远征，又能够用来使我们无所作为。”布什的第二个任期虽然仍然将在全球推进民主作为政策核心，但也更强调了民主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用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的话说，就是“民主现实主义”：“我们支持一切地方的民主，但只有在具有战略必要性的地方”。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内，推进民主的战略必要性首先仍然在大中东地区。
2005年9月21日，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佐利克在此次演讲中批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坚持民主将排斥与中国的长期合作。他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使在我们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之际，我们也能与今日正在崛起的中国合作”。在这次演讲中，他多次用“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描述中国。这个词也可以理解成“股东”，美国与中国的竞争类似于股东间的竞争。
佐利克对中国的判断基本上是由“虽然……但是”组成的。比如“中国虽未实行民主，但也不认为自己正与全球民主制度进行最后的搏斗”，“中国虽有时实行重商主义，但并不认为自己正与资本主义进行殊死斗争”。他对中国的评估是，“今天的中国绝非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苏联可比”，“今天的中国不寻求传播激进的反美意识”，“中国认为自己的前途并不取决于废除现行的国际体系的基本秩序”等等。
佐利克得出结论说，中国不试图建立与美国分庭抗礼的政治经济体系，冷战时期针对苏联而采取的孤立和遏制的办法，也就不再适用了。佐利克提出的政策建议是：需要促使中国成为目前国际体系中“负责的、利益相关的一员”。显然，这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声明，它反映了美国战略界的共识。
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判断：中国仍然是战略上的竞争者，但是这个竞争者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几个竞争者不同，美国可以通过新的办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其最终的目标是将中国融合进目前的国际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