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上海会议的主题是“新世纪，新时期”。中国对“新时期”有这样一个判断：“人类进入新世纪，不仅意味着年代上的更新，而且意味着国际社会开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时期。主要标志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条件，打开了广阔的前景。”新时期“要求我们适应这个发展趋势来更新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经济机制，更新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更新推进各国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指导思想和观念”，而“关键是要在世界事务中全面贯彻多边主义的合作发展精神”。
这个新精神意味着中国需要一种积极参与、合作发展的新战略。这样的新战略对于“韬光养晦”有着新的定义。
上海会议更加清晰地突出了韬光养晦思想中注重合作的一面，而其中的忧愤、忍让、复仇的意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淡出。这里我们援引利玛窦数百年前说的话来佐证这个意义上的韬光养晦：“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现在西方诸国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
这种意义上的韬光养晦得以光大，有传统的因素，但主要是基于我们上面所说的中国价值的凸显和国际格局的重组，以及全球化带来的新问题。我们应当在这些背景下思考韬光养晦，定义韬光养晦。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全球化的事实，脱离国际协调、合作，来搞韬光养晦。中国应当成为全球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中国应当利用新发现的地缘优势，使之转化为全球合作的力量。
2003年春天，围绕伊拉克危机，世界大国之间展开了频繁的外交穿梭。中国虽然处在风暴的边缘，但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态度十分重要。最为人们关注的是中国是否会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否决票。2003年3月4日到3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两次“应约”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两次“应约”与法国总统希拉克，3月9日和11日先后“应约”与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中国向世界传达的信息基本上有两个，一是伊拉克必须遵守1441号决议，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和为贵”。
中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是“模糊的”。郑永年在香港《信报》上撰文说：“在美国伊拉克对决的时候，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大国有大国的立场，小国自然也在调整立场，唯独中国没有明确的立场。所以有人说，中国既非大国，也非小国，而是‘迷失’国。就是说，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中国的决策有点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的味道。”当世界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应对目前的国际情势时，不知道中国的行为是基于怎样的国家利益。这个评论，在海外是有代表性的。
《远东经济评论》专栏文章认为，在伊拉克问题上，中国的外交是失败的。他的理由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直谋求恢复曾经丧失了的大国荣耀，现在机会来了，但却当起了缩头乌龟，因此是失败的。
首脑们一再打电话来，也希望中国的立场、态度“对他们”明确起来。但是，中国的立场一直是“两点论”：敦促和平解决，强调武力是最后的手段；伊拉克执行1441号决议，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对于是否与法俄一道行使否决权，则一再回避。在3月20日的记者会上，记者连续追问这个问题，发言人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官对笔者说，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政策，显示出中国“更加韬光养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