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伊拉克危机对“韬光养晦”提出了新的考验。邓小平在提出这一战略时，强调了“决不当头”。实际上，“韬光养晦”的具体政策含义，主要就是“决不当头”。这在当时是有具体含义的，“决不当头”是指不仅不觊觎苏联老大哥留下的社会主义领袖的位置，而且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
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在现实世界中，是比较困难的。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一直被视作是第三世界的代表，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还试图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显然，作为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有当头的条件，也不乏推举者。不想当头甚至都是很难的事。尤其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国内国外要求中国当头的呼声增大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这种呼声可谓达到了高潮。
那些主张当第三世界头头的人，内在地设定了第三世界“好”的价值倾向。而且设定了要领导他们同西方战斗的目标。这种思路，直到目前还很盛行。这种思维方式，是冷战时代形成的“斗争哲学”的延续。但是，随着中国日渐崛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把国家定位到“反发达的西方”的战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更为重要的，长期以来，我们建构了一个完美的第三世界形象，它是受压迫的，它的一切悲剧都是由于发达西方的强权造成的。在我们的世界观里，这个受难者形象是革命合法性的根据。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政策是“代表”第三世界反抗发达西方的压迫、剥削。
因此，面对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伊拉克——的“侵略”，我们竟然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公众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中国媒体上，几乎看不到说萨达姆好话的文字。新华社一位专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各种迹象表明，这些反对之声只是不能认同美国的“倒萨”方式及其背后隐藏的战略用心，而绝对不是对萨达姆政权怀有同情而“护萨”。事实证明，萨达姆政权已经众叛亲离，被世界抛弃。这篇文章还写道：这次危机持续一年来，几乎没有一个有分量的政界人士愿意造访萨达姆，只是听任其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撞大运。作者以此说明，萨达姆在国际上已经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出现了一种道德觉醒意识，一种与邪恶划清界限的意识。对于什么是先进的国家，什么是落后的国家，什么是发达，什么不是发达，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有了新的答案。中国的公众意识，向着人类普世的价值观趋近。
因此，这里的韬光养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当头”，而是对普世的人类价值观的认同，这构成了中国外交的舆论基础。中国的对外政策，不可能背离这种舆论太远。
看起来，中国目前奉行的政策，两面不讨好，对立双方都希望中国全力支持自己。然而，他们在这样要求的时候，忘记了，他们的政策是对自己国家利益和道义氛围的响应，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中国不可能响应别国的国家利益和道义氛围。当他们要求中国这样做的时候，内在地把中国当成了追随者：不是美国的追随者，就是法国的追随者。中国式的第三条道路建立在中国正处在转型状态这一事实。中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国家。也许正是这种转型中的“不确定性”使它看起来像是“迷失”了方向。对于观察家来说，重要的是不要把转型当成迷失。中国外交部在多个场合非同寻常地解释中国的立场，认为中国的立场是“刚柔相济”。“刚”有“刚”的理由，“柔”有“柔”的理由，“刚”固然过瘾，但是没有根据的“刚”是盲动、张狂，“柔”固然低调，但是有根据的低调往往能获得更大的空间、利益。所以一切都看是否有根据，而不在于态度本身。了解中国外交传统的人都知道，柔的时候，总是清醒和自信的时候。近代以来，大凡是刚的时候，总是失常和疯狂的时候。
出现这一变化的基本原因，是“9·11”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的威胁已经主要来自于恐怖主义、失败国家，以及两者的结盟。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负责任”，既不对自己本国人民负责，也不对世界的安全负责。无论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什么，无论失败国家为什么失败，事实是，由于他们的不负责任而构成了对世界的严重威胁。
比如巴以冲突。以往，我们一直声援巴勒斯坦。但是，“9·11”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巴勒斯坦极端组织针对以色列平民的几次自杀性爆炸活动中，先后有十几位中国公民死亡。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目前已经达到2—3万人，在以色列这片只有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就有1—1.5个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一味地声援巴勒斯坦，就失去了根据。再比如伊拉克，1991年以来，联合国通过了十几个关于伊拉克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得到的只是嘲弄。如果我们继续支持它，就是与国际社会为敌了。
尽管可以说我们“更加韬光养晦了”，但是，其背景和方向已经与90年代不同了。那个时候韬光养晦是迫不得已，而现在则被赋予了肩负起大国责任的使命感。这是着重内部建设背景下主动的战略中立，而不是扮演挑战者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