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坚持《中国崛起》一书的观点，即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性事件之一。对这一代以及未来几代地球人类而言，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一事件做出回应，“中国因素”、“中国问题”便成为甩不开的现实，而对我们这一代及后几代中国人来说，思考这一问题更是一种责任。从简化的或根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如何对待力量的问题。
在本书中，作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思考。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章的思考对象不是中国，不过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也同样有着值得重视的价值。我的每一篇文章都预设了一个中国取向。所谈论的对象或许是某个别国，但问题意识却是中国的。我想这也是我的“国际评论”同许多流行的国际评论不同的地方。
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秩序正处在自形成以来又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中国是这一转折的推动力量，但同时也为变动中的其他力量所推动。本书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2001年“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与中国的关联上。也正是从200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在不经意间巧合在一起。“9·11”事件造成了世界重新发现中国的形势，而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则标志着我们对自身的再认识，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似乎转眼间，问题变得不那么一样了，一个新的国家就像隐在烟霭中的山峰，清晰地展露出不一样的景观。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崛起的舆论形成了。
这本书之所以写成，得益于我作为“专栏作家”写下的若干时论。读过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南风窗、财经杂志、北京青年报等媒体上发表的文章的朋友，对本书或许不会陌生，尽管我对若干文章做了编辑，但仍能看出当年的一些痕迹。就我个人的阅读口味而言，我十分喜欢并珍视这里的文字，那些看起来是急就章式的文字，总是艰苦思考之后的灵感闪现。简洁明快一直是我追求的写作风格，可惜这样的语言风格在对学术化的过分追求中常常遭到扼杀，成为了沉闷的文字堆积。
黄钟先生仔细审读了本书，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我对他的每一处“朱批”都进行了考虑，但其中仍然存在的错误是不可以算在他头上的。何江涛先生是编写本书的积极推动者，这里要感谢他的热心、好心和关心。
2007年7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