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尼·菲尔德：不是一般地需要勇气。我父亲那时是国际银行（就是后来的国民银行，是哥斯达黎加最大的银行）的主席，他们坚持把我父亲的照片印在10克朗纸币上，衣领上还别着东方明星社的小星星。这件事激怒了天主教会，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激烈的言论，说这明显是狡诈之举，是想把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强行在全国进行推广，因为人们会问：“那个星星是什么意思？”于是就会被告知更多关于这颗星星的事情。这场争论以神智学庙堂遭到焚毁告终。后来一个神父站出来说：“是我把它烧掉的，我以神的名义用火炬将它点燃。”真是一场让人感到刺激的风波！当时受政府控制的《信息》报上还开设了专栏，刊登《在指导灵的脚前》的文摘，搞得风风火火的。成为明星社成员一时间还因此成为一种时髦，很多人——甚至很多内阁成员——都戴着一颗小星星。我觉得那其实什么意思都没有，就是为了讨好总统而已。就这样，在蒂诺科如日中天的时候，克里希那吉也到处受追捧；然而等到蒂诺科下台被驱逐出境的时候，克里希那吉也不流行了。虽然他被卷入这场政治运动，但他始终是无辜的，他根本一无所知。当我把这些讲给他听时，他觉得很有趣。
艾芙琳娜·布劳：蒂诺科失势后，这股克里希那穆提狂潮一定随之终结了吧。
希尼·菲尔德：嗯，克里希那穆提的声望急转直下。但另一名通神学会会员兼明星社成员胡里奥·阿科斯塔（Julio Acosta）紧随蒂诺科之后登场了。他很有魅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做过教授，后来成为对蒂诺科发起革命的人之一。当他带着由劳苦大众组成的军队进入哥斯达黎加的时候，蒂诺科已经出逃了，知道自己已经一败涂地。胡里奥·阿科斯塔竞选总统，并成功当选。于是那一整套事情又重新上演——出版克里希那吉的文选以及《在指导灵的脚前》的摘抄，克里希那吉重新走俏。
艾芙琳娜·布劳：克里希那穆提私下有没有和你系统谈过他的教诲？
希尼·菲尔德：他经常谈，但仅仅是泛泛而谈。除非你提出特别具体的问题请他解释，他才会详细说明。我俩能成为忘年交，主要是因为我从来不就他的观点对他进行逼问。我喜欢跟他在一起，他绝对是个迷人的人。我喜欢他的幽默感，他笑起来的时候像个小孩，所以我经常收集笑话讲给他听，让他开怀大笑。
艾芙琳娜·布劳：但是就像你说的，你当时很年轻，才十六七岁，而他相对成熟。
希尼·菲尔德：没错，他当时大概28岁，或者是30岁。
艾芙琳娜·布劳：虽然年龄差距很大，你们还是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希尼·菲尔德：是的。他跟我在一起很随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跟他在一起也觉得非常随意。
艾芙琳娜·布劳：你如何描述他的性格呢？你说他很幽默，但你是否感到他身上有一种潜在的严肃感？
希尼·菲尔德：是的，对此我非常肯定！他非常严肃，而且喜欢把周围的人当作观察的对象，思索“你将在这世界上做些什么”之类的事情。我发现克里希那穆提有一种非凡的无私，他真的对你感兴趣，对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他是绝对真诚的，不带丝毫伪装。
艾芙琳娜·布劳：那些年你在美国一直听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你去过其他国家听他演讲吗？
希尼·菲尔德：我去过荷兰的奥门，他叫我去奥门参加预备营。我在那里度过了痛苦的10天，被关在小屋里，根本见不到克里希那吉。终于有一天，艾米莉女士说：“克里希那吉将于明天凌晨三点钟见你。”第二天三点钟我去敲克里希那吉的房门，他说：“请进。”他身穿金袍，显得很华丽。我站在原处不动，看着他，他便叫我进去坐在他旁边。我已经不记得我们谈话的内容了，好像不是什么特别有意义或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忽然感觉从自己的身体里飘出来，那是特别喜悦的经历，我从未体验过，好像有些东西要穿透到另一个世界中去。克里希那吉说话时，我竭尽全力克制自己不要欢呼出来。我没跟克里希那吉说这事，直到好多年以后我在马利布时才告诉他，他对我说：“真遗憾，希尼，那本应是个突破，但是你没有跟进。”好了，想想我当时只有17岁，而对于一个17岁的孩子，这世上有很多吸引人的事情。当那种经历降临，你或者把自己彻底交出去，而根本不管会发生什么；或者撤回来，门也就关上了。事情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