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医生从外表看来是个非同凡响之人。她博闻多识，雍容优雅，坚毅刚强且情感丰沛，对是非曲直的态度十分强硬。她要求病人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并对她坦诚相见。如果病人没能达到要求，她就会变得冷漠。她认为自己在同行中已鹤立鸡群，并且判定她的同事们大都无法领会她的高超伟大之处。起初，帕梅拉觉得这位医生的确技术超群，她的观点和教导把帕梅拉从一名噤若寒蝉的女孩转变成了一位精明能干的女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医生愈发远离了精神病学术界，而是带领着这些绝大多数已追随她的治疗几十载的病人，踏上了一块人迹罕至的新领域。帕梅拉每周与医生会面数次，有时每天都去接受治疗，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在那里看了32年的病。由于这位医生的病人们常三五成群地来参加小组治疗，因而病人之间渐渐熟识到几乎像家人一样。
帕梅拉初次就诊的几年后，这位医生开始收养猫咪。刚开始时，医生将养猫作为一种消遣，她在自家院里找到了一只猫，觉得这只猫“令人愉快”，然后她又想，如果再养一只猫，那么“所收获的快乐便会翻倍”。接下来，她开始参加猫咪展览，带回家的猫也越来越多。医生对猫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她特地从外州的肉类包装厂订购肉品，亲自用手把肉和面包搅拌在一起。阉割或去除卵巢是绝对免提的，因为这违背了自然规律。她认为，动物应该淋漓尽致地体验生活的全部，根据她所遵从的威廉·赖希观点，动物也应享受性交（这种观点可能也极大地影响了帕梅拉的性生活）。由于猫科动物强盛的繁衍能力，医生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得把公母猫分开养育，然而动物的本性却总能成功逾越重重障碍，母猫开始繁殖后代，而医生家中猫的数量也与日俱增。尽管如此，医生仍精心地照料猫儿们，还雇佣专人喂养、打扫。但是，她不许猫进入她的坐诊办公室。起初，医生宣称自己所养的猫都是为了医学实验之用，因此卫生部门会按时派人来检查，在必要时还会带着兽医登门造访。但当时，这种监管带有随意性，并不是法律强制的。
原来的办公室已盛不下医生和她的东西了，于是她购置了一幢7层楼高、总面积达15 000平方英尺的建筑。她原本打算将这幢建筑作为文化交流中心使用，但谁料却用自己物品将其填满了（在我们采访过的动物囤积者中，许多人也同时囤积物品）。六层和七层用来装她积聚的收藏品：衣服、罐头食品、木工器材、雕塑，以及装着天晓得是什么玩意儿的箱子，从地板直摞到天花板。每层楼都仅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在囤积物之中迂回盘桓。医生为守护她的物品不惜采取过激的行为，因而没有哪个病人敢碰她的东西。医生将中间三层作养猫之用，她沿着墙壁布置了笼子，供猫儿们居住，笼子的数量现已接近200。医生本人则在一楼日益增加的囤积物中住宿（甚至连电梯中都堆着厚厚的报纸）。 办公室设于二楼，虽然凌乱不堪，但起初这里是没有猫的。可是后来，患病的猫搬了进来，于是没过多久，猫儿们便在整栋大楼中肆虐成患了。
很快，医生对猫的嗜好转化成了对猫的救助。她收养保护纽约街头无家可归的猫咪，使它们免于沦入对猫实施安乐死的动物收容所或落入她认为不适宜养猫的人的手中。她把这个使命宣扬给她的病人们，鼓励他们在看到需要救助的猫咪时作出“负责任的决定”。正在被实施安乐死，以及被遗弃或被虐待猫咪那些惨不忍睹的图像，成了提醒病人履行职责的警钟。医生的观点蔓延到了病人们的头脑中，在医生和她的病人看来，这些猫的图像号召着他们采取行动。在医生的灌输下，病人们把自己定位成了唯一了解猫咪疾苦的人，并将自己视为救助猫咪的唯一希望。基于这些信念，就算在照料医生猫咪的重担下难以喘息时，病人们也不会选择向外界求援。过了一段时间后，十几个病人也都开始养猫咪，并为了找寻流浪猫和其他需要救助的猫咪而走街串巷。
当医生开始对猫咪产生兴趣时，帕梅拉正值30出头，她也刚从越南回到美国，在越南的所见所感都使她脱胎换骨。她说：“我用8岁时发誓拥有‘长大的身体’的方式，去帮助所有走进我生活中的儿童和动物。”于是，帕梅拉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医生的团体。她对动物的收集始于得知邻居们准备“阉割”几只小公猫的时候：“我反对动物阉割，所以我从中带走了两只小猫。”紧接着，在她去参加小组治疗的路上，“一只肥嘟嘟的灰色公猫起跳时狠狠地撞在了树上，四只爪子不停地抽搐着。它看上去肥嘟嘟的，特别可爱，我救了它，把它带回了家”。事后，帕梅拉作出了一个让她在动物囤积症中越陷越深的决定：“我认为让猫咪生孩子挺好，原因你也知道，是为了遵从自然规律。所以我的猫繁衍了好几窝幼崽。我曾试着为小猫们找到栖身之所，但所有人都想改变它们。”帕梅拉担起了饲养这个日益庞大的猫群的责任，当家中猫的数量上涨到15只时，她不得不搬出位于纽约西村区的小公寓，在东区的一幢5层建筑中找到了一间较原来的公寓稍大的四居室住所。在此后大约5年的时间里，她的生活被工作、猫和男人填得满满的，猫在她的生命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我们的一次访谈中，她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