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打的这只凳子虽然粗笨，但非常结实，凡是接榫的地方都拴了横楔，无论怎么摔打都纹丝不动。他大约天生就是个当木匠的好材料，那些刨凿钻锯拿起来就会用，什么东西只要看几眼就差不多了。给我打了凳子之后，又给家里打了一张饭桌，给我姐姐打了一张五斗书桌，一张捷克式单人床，都打得相当精致相当有水平。他的木工工具越来越齐全，名声也越传越开，左邻右舍和南扎店的同事都会请他帮忙打点东西。他身体单薄，气力不足，又是下班后去帮人家干活，所以出活特别慢。但既然东西打得好，又不要花工钱，人家当然乐意。人家也不好意思让他白干，人家会请他吃饭喝酒，有时候还会送几包烟给他抽抽。吃了别人的就省了家里的，虽然省不了多少，但居家过日子，省一个是一个。
因为常给人家打家具，灰呀汗呀，还有木屑子，所以他老是痒，却不肯洗澡，非要我妈催命似地催，才一脸烦躁地把大木盆提到房间里，把椅子凳子之类的东西移开，在桌子和床之间放下大木盆，再从厨房里把烧好的水提过来，关上房门，像个女人似地坐在盆里洗。一边洗还一边抱怨，“麻烦，洗一个澡真麻烦！”
李文革学会走路不久，李玖妍便下乡插队去了，她说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那几天我爸一下班就闷着头锯板子刨板子，要给李玖妍打一只箱子。除了上箱锁和装提手，这只箱子没用一颗钉子，全是榫头咬榫头，咬得严丝合缝。他还给这只箱子漆了生漆，颜色是当时最时兴的猪肝色。这是他最近学会的手艺。要把东西漆成猪肝色，一般要用猪血调灰，因为有付食品公司的周师傅，所以我爸要搞点猪血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生漆这种东西容易让人过敏，我爸漆了这只箱子之后，连脑门都肿起来了。
我姐姐提着这只箱子出门时，我妈叫她等一下，一边说一边摘自己手腕上的瑞士手表。我爸见我妈摘手表，似乎想拦住她。他说：“哎哎，哎。”但我妈没理他。我妈说：“以后我再买一块吧，现在我戴不戴表都无所谓，她出门在外，有一块表方便些。”我妈说的没错，工人文化宫的图书室里已经没有几本图书了，图书都被人抄走了，连书架子都被人推倒在地，她被下放在电影院，拿一把用高粱杆扎的苕帚，天天灰雾腾腾地扫地。一个扫地女工，灰又那么大，表都看不清，戴表干什么。
我很羡慕地看着李玖妍戴上了我妈的瑞士手表。我想手表这种东西真是奇怪，怎么她一戴了手表就立即显得成熟起来，完全像个大人了呢？
李玖妍用戴着手表的手提箱子，箱子似乎把她的手臂拉长了，她的手臂比衣袖长了一截，手腕和表都露在外面。她背上背着被子和席子，一只手提着网兜，另一只手提着箱子，像一只骆驼那样走着。酱色塑料凉鞋的底很硬，在麻石上发出咯咯的声音。我爸忽然追了上去，我妈也追了上去。李玖妍再三说过不要他们送的，可他们还是追上去了。他们一前一后地跑着，李文革跌跌撞撞地跟着我妈跑，没跑几步就裁倒了，趴在地上哇啊哇啊地哭。我妈回头叫我：“兵子你带着弟弟呀！”他们在巷口上追上了李玖妍，我妈先给她卸下了背上的被子和席子，又接过那只箱子，都交给我爸，自己提着那只网兜。李玖妍没有跟他们争夺，他们接过去了她就让他们接过去了。她到底还是让他们送了。
我拄着凳子挪过去，骂一声哭鬼，把李文革拉起来。李文革还在哭，但他的哭声被锣鼓声和鞭炮声盖住了。这些声音离老鼠街很近，就在巷子外面的什么地方，顶多就是隔了一条街，或者就在红旗路或胜利路，反正不会太远，否则不能这么响，像一群强盗一样冲进了老鼠街。老鼠街是一条又老又窄的深巷子，哪怕只是一只趿板子走过，巷墙都会发出咣咣的回声。所以那天巷子里一直在咣嗡咣嗡地响着。
后来我妈的手腕上一直空空荡荡。
